时评：无底线与信仰缺失

——评陕西镇坪强制引产事件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可惜，在陕西镇坪强制引产七个月胎儿事件之后，我们不但没法减轻易中天教授的此种感慨，还得再一次加重：有些人已经没底线到连那快要出生的胎儿也敢害！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答案很简单，易中天说，为了生存。“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就是‘底线’。”但镇坪计生干部们所突破的不只是底线，而是底线下的底线，因为他们不是妨碍，而是根本没有允许别人生存。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引产七个月胎儿的动机竟然是谋财不成——胎儿父母没交上他们索要的那四万元！当白岩松被要求像崔永元用“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评价湖南教育厅那样来用九个字评价镇坪强制引产事件时，他说：“九个字太多了，这不是什么政策，不是什么官员犯错，就两个字，‘杀人’！”杀人，是的。“这不是计划生育执行法规的问题，而是剥夺生命的问题，而对人的生命的态度是一个社会得以维系和存续的底线下的底线。”（专栏作家、时评家赵楚语）
    最能够威胁生命和社会之存续的，其实不是突破底线的行为本身，而是对突破底线的麻木。麻木不单单是习以为常，更是观念和心态的扭曲。比如把自愿堕胎当作一种“人权”或合法权益，把强制堕胎当作“于民润国”的法规，把杀死大月份胎儿轻描淡写地当作执法不当。然而，赵楚说：“人类之有今日，有赖于社会的存续，而组成社会的是人，人不仅仅是什么抽象的生产力、户口、劳动者、官吏或公民，首先和归根结底，人是生命，离开生命而谈论人，那是不知所云；离开人而谈法律和法规也是胡说八道。”
    是的，人不是物件，不是工具，不可以像物件一样被随便处理，不可以像工具一样被轻易利用。人的尊严正来自于人之所“是”，而按照基督信仰，人是天主的肖像，这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权益的理由。耶肋米亚先知在蒙召时，上主对他说：“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耶1：5）。既然人的生命是由天主所计划和为天主所祝圣的，它就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并且自受孕之初，就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和保护（《天主教教理》，2270号）。
    有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仿佛能够说明人掌握着人之生死的权力，比如把人定义为“权利主体（subject of rights）”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只有具有完全自主的能力，或至少具有初步自主能力的人（不需要依赖他人），才算是有权利的主体。但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看来，这样的权利主体实际上被等同于“有用者”了（参阅《生命的福音》通谕，第19号）。可那些没有自主能力的，即“没用”的人，比如婴孩和残疾，难道就不是人了吗？另外一个论调则声称，只有能运用基本认知能力才算是人，无数被杀死的胎儿就是此种谬论的受害者。但人的尊严是不能与他的能力相提并论的，因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不决定于人之所“有”，而决定于人之所“是”。
    问题是，在信仰缺失的社会里，人如何能够被当作神的肖像而获得尊重呢？人的生命又如何能够被当作神的计划和恩赐而受到保护和珍惜？归根结底，无信仰才是人最大的威胁。
    当人失去了对天主的意识后，便也会随之失去对人的意识，而这必然会导向实用的物质主义，并藉此孕育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在这些主义之下，人不过是一堆器官、功能和能量的组合，一个可以以享乐、效率和利益为标准来随意使用和处置的“东西”而已。无宗教信仰的约束，才是无底线的根本原因。而福传不力，则是信仰缺失的原因之一。
       （作者为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神学硕士）       
       
    事件回顾：
    2012年6月4日凌晨3时许，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7个月的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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