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背后”的故事（二）
2012-06-15 14:01:07 作者：段春生 神父 来源：《信德报》2012年6月7日，第21期（总第492期）
寻找与寻获
徐光启从1597年初次接触天主教信仰，至1603年受洗，经过了六年的慕道。有学者认为徐光启皈依天主教，属于“理智型的皈依”。而所谓理智型的皈依，就是“通过书籍、文章、讲座……寻求关于宗教或属灵问题的知识……其信仰总是产生于参加宗教礼仪或组织之前。”而我以为用“理智型的皈依”可能无法真正的涵盖和形容徐光启受洗的真正动机，他受洗有理智型皈依的成分，就是通过学习和思考，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个基督徒的皈依，如果仅仅停留在“理智型皈依”上，就无法达到将其灵性生命完全托付给至上神，也无法在其以后几十年的信仰生活中，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为教会服务。这可由领洗后徐光启与传教士、教会密切的关系，以及他为教会的奉献中得知。
徐光启受洗后考取了进士，“名噪南北”，身份与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人对他皈依天主教的动机有很多猜测。如史学家黄节于1906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徐光启传》就认为，他是“阳尊其教，而阴取象数之学，以为己用，……则其对于宗教所以信服而图益者可见。”黄节认为徐光启以受洗作为学习西方科学的手段也有其原因，就是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就是通过学术传教，以科学真理证明天主教真理，将士大夫从科学真理引向宗教真理。黄节的这个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然而事实证明，徐光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天主教徒。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榷控告传教士，要将他们驱逐出境。徐光启在为传教士辩护所写的《辩学章疏》中，对维护教会表现出一种勇敢的承担意识，“然廷臣之中，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心向之者臣也。”这里不仅看出他是教友，也更显示出他以教会代言者的身份，向皇帝大胆进言。
在徐光启于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与八月的两封家信中，更见其为一名热心的天主教友。他在信中教其子说：“教中事切要用心，不可冷落，一放便易堕落矣。”“外公（注：徐光启岳父）一病不起，……所幸者已得进教。又不幸先生（注：神父）不在，临终不得与解罪，不知汝曾令吴龙与一讲悔罪否？此事至急，凡临终者即无先生在，不可不自尽也。只要真悔，无不蒙赦矣。”由此可知，他对教理和圣事非常熟悉，他知道一个人于临终之际，在没有神父施行傅油圣事的情况下，只要发上等真切的痛悔也可以获得罪赦。方豪神父曾将此事作为徐光启虔诚信教的重要表现，是有一定道理的。
徐光启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他怀着求索精神，对自己曾经浸润其中的传统（儒家及佛家）展开自觉的批判和反思。艾儒略称：“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玄学、禅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大事究无着落。”他认为儒家思想缺乏一种终极关怀的精神，在面对生死大事上，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哲学，已不能满足徐光启对于死亡的困惑，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至论佛教，则“其言似是而非”；而禅宗与老庄，却“幽邈而无当”。他认为这些都不具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而只有天主教能够“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亦即利玛窦“补儒易佛”的传教思想，同时这也是徐光启天主教思想的主要部分。
利玛窦强调天主“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简言之，即“赏善罚恶”者，其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不在生前，必在死后。这些话使徐光启振聋发聩。紧接着利玛窦谈到天主是“道德之源”，神圣道德律的颁布者，道德价值的依据和来源。基于这样的理由，徐光启将追求真理的目光转向基督宗教。尤其在他阅读了《天主实义》与《天主教要》等书籍之后，明白了灵魂不死及死后审判的道理，曾大为震惊，“子昨所举，实人生最急事，吾闻而惊怖其言焉。不识可得乎？”于此，徐光启仿佛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他感叹说“此皆忠厚语，果大补于世也。”
至此，徐光启对于天主教信仰再无任何疑惑。如他所言，“启平生善疑，至此而无可疑；平生好辩，至此而无可辩；即立志愿受教……”可以说，徐光启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理性思考与信仰体悟之后，做出的成熟的决定。对于皈依基督，与其说他属于理智型的皈依，更好说是理智上的全面转换和灵性上的彻底交付。自此，徐光启的信仰与其一生中的政治、科学等重大事件，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信仰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连载二）
徐光启从1597年初次接触天主教信仰，至1603年受洗，经过了六年的慕道。有学者认为徐光启皈依天主教，属于“理智型的皈依”。而所谓理智型的皈依，就是“通过书籍、文章、讲座……寻求关于宗教或属灵问题的知识……其信仰总是产生于参加宗教礼仪或组织之前。”而我以为用“理智型的皈依”可能无法真正的涵盖和形容徐光启受洗的真正动机，他受洗有理智型皈依的成分，就是通过学习和思考，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个基督徒的皈依，如果仅仅停留在“理智型皈依”上，就无法达到将其灵性生命完全托付给至上神，也无法在其以后几十年的信仰生活中，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为教会服务。这可由领洗后徐光启与传教士、教会密切的关系，以及他为教会的奉献中得知。
徐光启受洗后考取了进士，“名噪南北”，身份与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人对他皈依天主教的动机有很多猜测。如史学家黄节于1906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徐光启传》就认为，他是“阳尊其教，而阴取象数之学，以为己用，……则其对于宗教所以信服而图益者可见。”黄节认为徐光启以受洗作为学习西方科学的手段也有其原因，就是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就是通过学术传教，以科学真理证明天主教真理，将士大夫从科学真理引向宗教真理。黄节的这个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然而事实证明，徐光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天主教徒。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榷控告传教士，要将他们驱逐出境。徐光启在为传教士辩护所写的《辩学章疏》中，对维护教会表现出一种勇敢的承担意识，“然廷臣之中，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心向之者臣也。”这里不仅看出他是教友，也更显示出他以教会代言者的身份，向皇帝大胆进言。
在徐光启于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与八月的两封家信中，更见其为一名热心的天主教友。他在信中教其子说：“教中事切要用心，不可冷落，一放便易堕落矣。”“外公（注：徐光启岳父）一病不起，……所幸者已得进教。又不幸先生（注：神父）不在，临终不得与解罪，不知汝曾令吴龙与一讲悔罪否？此事至急，凡临终者即无先生在，不可不自尽也。只要真悔，无不蒙赦矣。”由此可知，他对教理和圣事非常熟悉，他知道一个人于临终之际，在没有神父施行傅油圣事的情况下，只要发上等真切的痛悔也可以获得罪赦。方豪神父曾将此事作为徐光启虔诚信教的重要表现，是有一定道理的。
徐光启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他怀着求索精神，对自己曾经浸润其中的传统（儒家及佛家）展开自觉的批判和反思。艾儒略称：“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玄学、禅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大事究无着落。”他认为儒家思想缺乏一种终极关怀的精神，在面对生死大事上，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哲学，已不能满足徐光启对于死亡的困惑，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至论佛教，则“其言似是而非”；而禅宗与老庄，却“幽邈而无当”。他认为这些都不具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而只有天主教能够“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亦即利玛窦“补儒易佛”的传教思想，同时这也是徐光启天主教思想的主要部分。
利玛窦强调天主“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简言之，即“赏善罚恶”者，其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不在生前，必在死后。这些话使徐光启振聋发聩。紧接着利玛窦谈到天主是“道德之源”，神圣道德律的颁布者，道德价值的依据和来源。基于这样的理由，徐光启将追求真理的目光转向基督宗教。尤其在他阅读了《天主实义》与《天主教要》等书籍之后，明白了灵魂不死及死后审判的道理，曾大为震惊，“子昨所举，实人生最急事，吾闻而惊怖其言焉。不识可得乎？”于此，徐光启仿佛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他感叹说“此皆忠厚语，果大补于世也。”
至此，徐光启对于天主教信仰再无任何疑惑。如他所言，“启平生善疑，至此而无可疑；平生好辩，至此而无可辩；即立志愿受教……”可以说，徐光启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理性思考与信仰体悟之后，做出的成熟的决定。对于皈依基督，与其说他属于理智型的皈依，更好说是理智上的全面转换和灵性上的彻底交付。自此，徐光启的信仰与其一生中的政治、科学等重大事件，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信仰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