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为什么陕西有西北最大的朝圣地”一文作者商榷

       5月20日“100个为什么”专栏中，刊登张多默先生“为什么陕西有西北最大的朝圣地”一文，笔者认为有几处值得商榷。
    1、刘神父正名刘嘉禄，非刘嘉乐
    汉中教区1946年若瑟修院金庆，田耕莘、于斌枢机主教为修院题词，南昌总主教周济世也为修院金庆敬题书名：“铎才辈出”。书中第7页载：刘司铎讳嘉禄，圣名西满，城固刘家   人，生于1742年……1756年8月21日入意大利那玻利城攻读哲学、神学，1766年晋铎，1771年回国，传教陕西各地，至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教难，神父潜藏，施行圣事，不久被捕入狱，脸刺“天主教西满，永不悔改”，并以墨涂之，充军伊犁，1786年（乾隆五十年），清皇大赦天下，刘神父返回故里，于刘家   附近传教，越二、三年被小寨子教友举报，再度入狱，1820年11月14日，在狱中戴枷逝世。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顾卫民著）383页载：刘嘉禄，陕西城固，1742年生，1754年出国，那不勒斯求学，1771年回国，卒年1820。
    2、刘神父晋铎年代应是1766年
    意籍耶稣会士马国贤神父（Matteo Ripa）（1682－1721）致力华人神父培养，1723年返意大利，奔走八年，1736年经教宗格肋孟十二世批准，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成立圣家修院，亦称“中国学院”、“文华书院”……，更证明刘神父非1717年毕业晋铎。
    3、刘嘉禄神父恳求朝圣之地年代不符。
    刘神父1742年生，1756年到达意大利，回国前“恳求朝圣之地”可能有误。
    李伯渔主教（1908－1980）生前曾著《陕西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载“刘神父西学归来，传教陕西关中西部，为华人得沾加尔瓦略山朝圣大赦，觅得豹窝朝圣地，申报教庭审批”，可见并非回国前。
    刘神父创建十字山，何年申请，哪位教宗恩准，笔者多次求国际友人、神父查找，二十余年来，无有回音，若果是教宗庇护六世，其在任时间1775－1799，这个时间不太久远。教区元老神父高启正曾写陕西教史（1889－1970）生前难述详年。
    4、购地兴建圣若瑟堂、圣母堂、十四处苦路、圣地管建工程，应晚于1777年
    据李伯渔主教和豹窝当地周、贺两位老会长述：十字山创建后简易，仅在现今若瑟堂西北角山洞内举祭、念经，1987年建若瑟堂时封了洞口。侯思文神父任本堂时，1912年给耶稣山和圣母山仅修了亭子做堂，年久破损，欲建七间的若瑟堂，木料、砖、瓦已备，1921年被土匪烧毁。1932年刘一志神父返回教区，给圣地买下近七百亩山地（有眉县林业局档案为据），1940年建五间民房做若瑟堂，修复圣母亭、若瑟亭，建六间厦房，三间大房，一间灶房。因此说“圣地管建工程于1777年竣工”有所失真。
    在那教难岁月，周至教区有史可考的正式大堂没有一座。据考，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天主教在陕才有了起色，有据可查的周至教区较早的堂，符家庄堂碑载：“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创建”。对角山堂铁云板载：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八月，故“1777年竣工”在那教难岁月谈何容易。
    1929年（民国十八年）秦川大地，三年大旱，饥民遍地，土匪横生，陕西中境教区戴夏德主教，在侯思文本堂带领下，前往豹窝朝圣，双双被土匪绑架，巧计脱险后，主教指示，豹窝圣地居深山老林，土匪出没无常，教友朝圣多有不便，在东方另觅朝圣地。任维卿神父在户县觅得今日圣母山朝圣地，数年买地，卢九思神父1946年首创圣母山堂和住房，可见豹窝当年偏僻荒芜。刘一志神父通过龙山河龙皂娃1941年前招来商县、山阳教友迁居豹窝，圣地原住曹、周、贺三姓教友，更说明1777年前豹窝建堂之难。
    周至教区进教史在明朝末年，清朝康熙皇帝后，雍、乾、嘉、道、咸、同治朝教难连连，神父举祭多在教友家庭，1860年教会有了曙光，虽说建堂，实则多是简易民房用作祈祷所，圣地建堂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