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大余神父传教的日子

    大余神父叫余治民，圣名方济各，祖籍陕西省山阳县龙山河村。因为当时西安教区几位余姓神父中他的年龄最大、祝圣最早，因此教友都尊称他为“大余”。（感谢天主，现在西安教区余姓神父已排到八余。）
    大余神父母亲郭芬芝十九岁便守寡，而她能让自己的独生子进修院圣神父，其坚固的信德和爱主的热诚则不言而喻，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汗泪也可想而知。
    余神父幼承母训信德坚定，谨遵教会训导曾因信仰缘故两次坐监。而在1976年的政治运动中则是第三次受苦，虽未拘捕但所受的折磨却令人寒心，除了多次遭受毒打遍体鳞伤之外，还风传有被置于死地的危险。神父闻讯后便趁看守松懈之际从关押他的二楼跳到墙外，然后翻滚摸爬逃离“虎口”。后在邻村教友胡光锋的照料、掩护、帮助下，远逃高陵附近一教友家治伤养病数月。不仅要忍撕心裂肺的剧痛，而且还要心惊胆颤地提防别人注意走漏风声。但在他的腿伤稍有好转之际，他又置自己的生死安危于不顾，迫不急待地开始了他所认定的特殊使命———看望、鼓励其他受迫害的神父、修女和教友。
    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神父并同他一起东奔西跑走南闯北，做天主要我们做的工作。
    当时，陕西关中大部分神父都在监狱服刑，而大余神父则认为自己能够死里逃生，乃是天主大恩，且要让他继续工作。因此我们便采取“单线联系”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连续不断做那些有目的有方向的“探访”，并逐渐扩大范围。从坐监的神父修士修女亲属到被管制的会长教友，逐一看顾、安慰、鼓励，同时将别人施舍给他的少许钱物再转给有困难的家庭，以表示爱心和物质帮助。后来也为教友听告解、做弥撒、送圣体、施终傅，劝那些软弱或已跌倒的人重新悔改，加强祈祷，为主忍受苦难，至死不背信德。
    好长时间，神父就住在我家。因为行动还很困难，每次外出则由我用自行车带着。因此我同神父开玩笑说：“我不仅是你的警卫、向导，而且还是你的‘专车司机’。”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就把自行车当快件寄存在火车上。我们常是昼伏夜出，白天睡觉休息，晚上便开始“地下工作”。如果白天要去以前去过的地方，以防被别人认出来，我们便戴上太阳镜，或用帽沿遮住脸，如今想起来，觉得当时还挺有趣的，可那时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呀！
    我们也曾多次晚上“窜”进省城西安，看望杨修女、孙修女和龙德寿神父的母亲，当时龙神父还在监狱。
    我们也曾看望正在劳改的宋锡铎神父家人、老刘神父以及梁大堂教友的父亲和妻子儿女……
    神父的看望原则是：只要被探访者自己不怕，我们都敢去。因此每到一处，都要事先从侧面打听一下情况。
    有一次，神父听说临潼某一教友用苦像圣圣水，方法是将苦像放进水中划十字，神父怕因此导致教友误陷异端，便立即赶往该处劝阻。那人的理由似乎还很充足，说什么：“神父都能圣圣水，而吾主耶稣不是更能圣圣水吗？” 神父解释说：“你的动机肯定是好的，因为大家长期都没有圣水，但苦像毕竟只是苦像，并不是吾主耶稣呀！”后来那人便停止了他的行为。
    神父所到之处，总是凭着信望爱三德所赋予的“超前意识”格外注意培养圣召。如今陕西圣心会、圣母会的好几位修女和几位年轻神父，都认为是大余神父的德表和劝导将他们引上了献身于主的道路。
    时间长了，我和神父还在周围各县一些大堂区设立了相应的“联络点”，由那些信仰坚定，不怕为主受苦而且可靠的“联络员”专门负责接送照顾神父，而对神父的行踪绝对保密，就这样一直延续了三年，使很多教友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灵魂的神益和精神的鼓舞。而神父的足迹也几乎踏遍了关中各地。
    我也曾把神父所到的区县编成顺口溜，作为对神父当年的回忆：山商临高扶武兴，礼泾咸周眉户城，宝凤太歧乾渭大，蒲白三蓝富耀铜。而所代表的县名依次是：山阳、商、临潼、高陵、扶风、武功、兴平，礼泉、泾阳、咸阳、周至、眉县、户县、城指西安城，宝鸡、凤翔、太白、岐山、乾县、渭南、大荔，蒲城、白水、三原、蓝田、富平、耀县、铜川，将近三十个县市。
    虽然大余神父已经离开人世多年，但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历往事却依然激励着我们在敬主爱人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奋勇向前。
    也请各位兄弟姐妹，常为可敬的余方济各神父祈祷，求主赐他永远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