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带出信仰与心灵重建等话题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4周年纪念日，24万遇难同胞的忌日。此刻，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正在全国火热上映，上映4天就已经创下1.6亿的票房佳绩，并创造多项中国影史票房纪录。而更为慨叹的是，《唐山大地震》俨然已不仅仅局限于电影本身，有关它的各种话题与启示也正如火如荼地上演。
    导演采用张翎小说《余震》的故事原型，将表现唐山大地震的切口浓缩到一个普通家庭，通过表现主人公李元妮一家长达32年的情感救赎过程，通过他们各自经历的高考、恋爱、下岗、南下打工等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唐山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对地震及灾后个体经验的呈现，贯穿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始终。
    知名华裔女作家张翎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式职业是多伦多一家诊所的听力康复师。写作不为市场，不为赚钱，只为“还原内心的真实感动”。按照作者的说法，其创作的初衷是为“心灵余震”呐喊。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她亦表示，《余震》讲的就是一个“疼”字。
    30年前的唐山，对社会对心理干预等概念还陌生。大人们总是鼓励孩子要学会坚强，不要哭。30多年过去了，孩子的眼泪始终没有流出。这是怎样深重压抑的伤痛？张翎想让更多人关注这些未流的泪。她决定从地震孤儿难以弥合的心灵创痛入手，开始小说创作。
    她拒绝接受地震孤儿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成为企业技术骨干”“建立幸福家庭”的肤浅安慰，试图走出灾难题材的宏大叙事，探寻人物的真实感受。对比原著与电影异同，张翎说，小说和电影都涉及伤痛与治愈，但小说成书于汶川地震前，电影拍摄于汶川地震后。小说中的方登接受心理治疗后努力尝试打开心窗，电影中的方登则在汶川地震中见证另一位母亲的残酷选择，理解了母亲当年生死抉择的撕心裂肺。
    原作《余震》本身就有着浓浓的“宽恕”色彩，安徽大学的夏楚群在其论文中提到，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出色地构建了一个地震之后疼痛与梦魇交相纠缠的生命世界。在芸芸众生斑斓驳杂的人性中，作家虔诚地高扬起怜悯和宽恕的旗帜，并以此与基督宗教之爱相通，实现对人性的最终救赎。
    青年影评人石磊说，《唐山大地震》的出现，令不少人开始思考苦难，“灾难之后，人类能抗拒的只能是自己心中的恐惧和绝望。那么，是什么融化了人们心头的冰霜呢，除了人类本能的强烈求生欲望，就是弥漫在人群中那温暖无比的人间大爱，一句安慰的话语就会给濒临崩溃的人带来生活下去的勇气。”
    关于该影片到底是“揭伤，还是疗伤？”网友众说纷纭，多数认为《唐山大地震》开始揭开了很多人内心的伤痕，结果却是抚慰着更多人内心的伤痕。更多观影者表示通过观影带来很大的心灵触动，开始学会珍惜和爱，爱始终是人类最伟大的语言。
    影评人毕成功说，《唐山大地震》讲述了“物理的灾难好修复，精神的创伤难愈合”的核心议题，冯小刚通过影片给了两个答案，亲情和生命本身。徐帆完美地演绎了亲情如何重新撑起未来，以及“方登”在石板下听到母亲的抉择后，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求生欲望，因为亲情已不是她的信仰，而生命力本身成为填补她内心空洞的支柱。
    新浪博客“张卫说艺”认为该片是冯晓刚在没有普遍宗教的社会里，对大众心理文化的一种探讨。“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大众文化层面上集中而强烈地突显了普通人的负罪意识。李元妮认为丈夫拿命来对自己好，自己作为报答就要一辈子做他的女人，这不是在提倡男权主义和从一而终，应在更普范意义上理解报恩。我们虽然没有西方的感恩节和吃饭前的感恩祈祷这些感恩习俗，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话语，这不是等价交换。”
    据《唐山大地震》拍摄组回忆说，这次参与拍摄的唐山群众演员真情实感的投入令主创人员极为感动，大多数的群众演员中有过家人在大地震中罹难或幸存的经历，对这一题材怀有很深的感情，积极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演出。
    在一次为死者烧纸的戏中，讲的是地震10年以后，大街小巷都在烧纸，祭奠家里失去的亲人。 冯小刚对群众演员说，‘我们在拍烧纸的戏，如果你们也有地震中失去的亲人，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说说心里话。’当他们开始说起来的时候，基本就停不住了，而且是声泪俱下，整条巷子里头一片哭声。当导演喊停时，还是有的人无法自已，守着余烬痛声哭诉。
    虽然唐山地震已过去34年，被地震摧毁的房子可以重建，废墟也可以清理得了无痕迹，但内心世界的崩溃是很难重建的。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对受害者产生了持久性应激效应，长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有亲人震亡和无亲人震亡者的心理感受不同。震后余生的人出现了一些创伤后的应激性障碍，他们中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的流调数据，有的高于正常值3到5倍。
    原作《余震》所讲述的也不是灾后重建，而是心灵的重建。此次《唐山大地震》的热映更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继而也引发了全社会对震后心理干预的更多关注。
    （摘自《基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