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植树活动

    植树造林是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是农耕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深知植树的重要。《齐民要术》有“栽树篇”，曰：“凡栽树正月为上时”；孙注云：言得时易生也。故有民谚：“正月可栽树”。“正月可栽树”是中国老百姓对植树造林绿色环保理念的朴素表达。
    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也在乡村开展植树造林。在鄂西北，来自欧洲的方济各会士多年在山区植树，留下的参天大树至今仍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多为银杏）；在山东费县，因为战乱，许多山林遭到严重破坏，圣言会士华德胜（Kaschel）神父在山林中进行绿化工作40多年。这位波兰籍神父1906年到费县，次年就到青岛购买了3万株冷杉树苗运到山里，在北埠（离费县25公里）开始植树，神父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一片绿色。
    把植树造林作为一项运动推广并坚持不懈以塞外的乡村教会最为出色，在察哈尔，传教士们在光绪16年（1890年）开始就在南壕堑（今张家口市尚义县）植树，经过努力，形成占地300余顷的森林；在兴和县的23号村，同治末年第一批到口外传教的斐尔林敦开始植树，此后植树作为教会的传统而延续，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1937年，造成了一片占地400多顷的森林。
    西湾子，中国天主教著名的老教区，为了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从光绪24年（1898年）就开始了植树造林运动，可惜在抗战时树林大部分被日寇砍伐破坏。西湾子沟长170里，中间有七道小沟，传教士为了保护森林，开展“照山”活动，最终留下占地2000多亩的森林。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山坡上栽种树木400多亩。据比利时籍传教士王守礼主教记载：20世纪40年代，西湾子的大北沟（光绪21年）、三道沟（光绪32年）、西榆树坪（宣统3年）、榆树林子（1912年）等处还有许多当年传教士留下的树木。
    植树造林运动在塞外一时成为风气，在集宁地区，官村的树林占地20亩，望爱村的树林占地40亩，玫瑰营子教堂有6000株树木（1925年统计）。
    经过多年的努力，内蒙古许多堂口植树终于成林，如土默特东区教堂、舍必崖（今呼市和林县）教堂，从1912年开始种植，形成占地200多亩的规模；在什拉乌素壕（今呼市托县），1925年开始植树，成林占地1400亩；在迭力素（今呼市和林县），1920年开始种植，占地800余亩；在固阳县教堂，周边树林占地20余亩。
    植树造林给教友们的生存环境带来福祉，如1915年深井（今朝阳市建平县）教会植树7000亩，以防村边山坡的倾塌；1920年热河松树嘴子（今朝阳市朝阳县）栽种了40多顷的树苗，以防沟水冲淹。
    在教会的发展中，植树造林逐渐成为塞外传教士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许多传教士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亲手种植树木，因此老百姓们亲切地称他们是“栽树教士。”
    清朝有一规定：植树一万株，官方赏羊一头。由于教会植树造林成果显赫，常有一些传教士有机会领到政府的这份奖赏。
    大体上说，清末乡村教会的植树造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把植树造林与生态保护、发展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光绪14年（1888年），南壕堑的传教士雇用灾民种植树木、修筑堤坝、开凿渠道、筑造围堡、改良土地，取得很好的成果；二是种树地域广泛，植树不仅在教堂附近、教友村庄，还把植树运动推广到周边地区。在塞外，植树运动初期主要由教会推行，1920年政府饬令各地种树，传教士积极配合，给乡民们讲解植树的意义，发动更多的老百姓投入植树造林运动；三是植物种类丰富。塞外传教士开展植树运动，先在长城附近一带试验，起初种植的树木只有杨、柳、榆三种，随着植树运动规模的扩大，开始发展多品种的试验栽种。西湾子的栽种树种十分丰富，如松柏科、赤杨科、坚柳科、蔷薇科、铃铛树科等；河套的传教士试种过百余种树木，但因为气候严寒，效果不太理想，最后只留下枫树、桃树和葡萄；在土默特的西北，因为有大山环绕，各种树木可以生长，有木今科、楦科、刺槐、山榆及垂柳，其中以意大利的杨柳长得特别茂盛；在三盛公村旁（河套地区），抗战期间传教士们培植了两个苗圃，其中有十几种稀奇树木，乃是地方上没有的。
    森林植被是人类生命赖以依存的重要伙伴，是整个地球所必需的氧气仓库。中国天主教在自身的发展中，已经注意到植树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他们保护生态、发展经济的理念以及实践，对于今天中国天主教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