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关怀的意义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信神与不信神的问题。信神的人关心的是自己灵魂的归处，不信神的人关心的是自己理想的实现。从这一层面上说，他们又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目的，即“终极关怀”问题。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有“天人合一”一说。《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的意义上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阴阳义》里，他认为人格神的“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天人相副，可以互相感应。中国古代哲人未必读过《圣经》，但他们惊人的观点却与《圣经》里天主以他的肖像创造了人类的经文不谋而合。
        上世纪的1990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洋洋七十万余言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被当代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视作十九世纪与孟德斯鸠同样重要的社会学大师。
         托克维尔于1831年在美国就新大陆的民主制度进行了九个月的考察。他发现，在决定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诸因素中，宗教、风俗习惯比地理环境和法律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托氏十分肯定地指出：“一个社会要是没有宗教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商务译本第524页）
        托克维尔的话触及到的重要问题，还是一个常常为人忽视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终极关怀问题。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当人们刚刚从神话，宗教和英雄崇拜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以为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终极意义，于是将自己终极关怀寄托在自由、理性、进步、富强这些世俗价值上。
       人的理性一度被认为是无所不能、主宰一切的，理性批判的利剑指向一切神圣的领域。然而，人的理性认识愈是深入，就愈是发现理性本身的局限，而理性无法填补的认识空间就只能由对终极价值的信仰予以填补。不仅托克维尔时代的科学家虔诚地相信天主的存在，即便是二十世纪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诸如爱因斯坦、汤因比等）的内心，也无不激荡着宗教的情怀。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正是怀着探索宇宙和人类终极原因的价值关怀，并坚信这一终极原因存在的虔诚信念，他们才能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超脱世俗的、功利的追求，以求知（也就是接近天主）为最高目的，保证了思想探索和学术研究趣味的纯正性、神圣性，也保证了理性运用的合理性、合法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的时代。然而，自由发展到了极致，反而会陷入不自由的境地。个中原因除了理性自决能力不发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失却了终极关怀，无所信仰，在价值世界中陷入了虚无的境地。托克维尔说：“你对天主、对自己的灵魂对造物主和自己同类应负的各种义务，都渴望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因为如对这些基本问题持有怀疑态度就将使自己的行动听凭偶然因素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任其混乱和无力。”（第537页）“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539页）由此可见，对终极价值的信仰是内心自由的重要资源之一，失去了终极关怀，也就失去了内心的自由。
       自从文艺复兴之后，人摆脱了神的羁绊，人的主体性被高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的欲望、理性和创造性成几何级数膨胀。但人毕竟不同于神，人性的潘朵拉盒子一旦打开，不仅会放出天使，也会跳出魔鬼。终极价值的提出使人回到他在自然界应有的位置，一方面继续鼓励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敬畏感，注意与大自然的和睦相处，合理开发地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汤因比说，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有一个长处，“就是把自然的力量视为神圣的东西。通过灌输对自然的畏惧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利用自然的贪婪冲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如果没有终极价值和神对世界对现代化起着平衡的张力，现代化本身将演变为对人类的一次大浩劫，这已经为愈来愈多的思想家所认识。
       总而言之，适应现代化又超越现代化，这是现代社会终极关怀不可或缺的两大特质。托克维尔在书中一再赞誉的美国基督教，就是这样一种经过现代价值转换的终极意义系统，它不仅维系了现代化早期美国社会的整合，而且也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价值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