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落实。根据中国国情，教会可以拾遗补缺，做那些政府没有精力做、或者没有想到，社会又有需求的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张家树主教等从长远考虑，把培养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作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火化目前，济宁当地实行火化政策。为遵守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2025年1月1日，兖州教区在戴庄大堂为郭神父举行追思弥撒后，将其遗体送往火葬场火化。

另外，在基督徒企业内部，基督教发挥着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及激励功能，那么如何让这种制约及激励功能外向化，发挥其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也是需要信徒企业及社会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用三句话来描述政府对宗教的态度政策：“认真贯彻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宗教管理，积极引导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如何理解这三句话，国家和地方宗教部门都有过具体解释。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

愿向各国领袖作三个呼吁：拒绝把他国人民卷入冲突或战争，那样不但破坏物质、文化和社会遗产，长远来看，也破坏他们的伦理和精神的完整性；其次请求能免除较贫穷国家的国际债务，或是以可以长久的方式来处理；第三则是采取合作的政策

但就目前的政策和环境，大批韩籍神父来华为其侨民从事牧灵工作还存在很多困难。

1901年以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利用《辛丑条约》的赔款，凭借清朝政府保护传教士和教堂的政策，在黑龙江大肆购买土地，重建教堂。

有人对圣座与北京的对话内容与目标颇有微言，认为圣座没有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政策、没有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某些政治制度，圣座好像放弃了对于某些价值的坚持。这样的批评有欠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