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振兴了教会。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刚才罗神父提到了特利腾大公会议的礼仪特色，还有各种使用本地语言的问题。基本上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你也可以用拉丁文做梵二弥撒，也可以用中文做特利腾弥撒，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本地化，也可以做不同尝试的。

在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之前，于主教已早有真知卓见，率先提倡宗教「融和合作」运动了。

时过境迁，梵二会议重提终身执事，希望能够恢复此职务，吸引更多有志之士为教会服务，平信徒的位置在梵二后也得到了提升。

这些只是后来的重要事件，而在今年伊始，2016年1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组织“一带一路”与宗教对外交流研讨会。

（扩展阅读《现代》47-52)大公会议将婚姻解释为共同生活和相爱的团体，重申爱是家庭的核心，夫妻真正之爱意味着彼此的自我交付，而且涵盖和整合了性与情感的层面，与天主的计划呼应。

他主张中日韩必须团结起来，其具体方案是：在中国旅顺成立中日韩三国参与的和平会议，三国共同银行，并发行通用货币,组织三国青年成立联合军，学习对方语言，并建议由接受西方文明较早的日本指导中韩发展工商业。

我谨代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向与会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致以诚挚问候！

教宗阐明，正如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信仰自由》宣言中所表达的，耶稣为真理作了见证，却“不愿用武力强加给那些拒绝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