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角度，对于正定教堂惨案真相的复原及最新研究资料成果，用著名史学家张海鹏先生的话来说：“可以弥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不足。”

如果日军怀疑这些欧洲人是间谍，那么惩办了他们不是可以震慑其他欧洲人了？这个里面的逻辑是讲不清的，还有很多材料需要发掘。

我们可以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正定教堂惨案中的文致和主教不是荷兰人，而是法国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我再举一个有关献县教区和天津工商学院的例子。同样的法籍耶稣会士，遭遇不同的情景。

大家可以联系我，我提供给大家。

是天主的恩宠，使我成为今日的我，我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我相信，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主必要赏我正义的冠冕。

而现在，在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信德文化学会联合主办抗战初期‘正定教堂惨案’八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充分表明，中国文化界和教会可以共同交流、尝试冷静客观地审视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历史

但是可以有例外，像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7年用德语发表的通谕《在焦虑中》，此通谕由慕尼黑主教富尔哈柏笔录，并经梵蒂冈国务部长帕切里枢机主教修改，帕切里枢机就是后来的庇护十二世。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度过，那时候的难民不光是上海的，还有从江苏浙江各地过来的难民，连九曲桥上都睡满了难民，傅剑秋回忆说，虽然安全区粮食也很紧张，但起码每天都有粮食可以果腹，带着小锅子在人群中排队等待派粥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磊質傳道學校第四屆畢業生與神長合影留念（1965年）.jpg磊质传道学校第四届毕业生与神长合影留念（1965年）在堂区服务我曾在新竹县市内数个堂区服务，各堂区的工作大同小异，勿庸详述，本应就此煞笔，可是一个在竹北堂区发生的小故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说

今天圣经中这两位宗徒们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我们与复活的主相遇的经验。当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时，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建立圣体圣事的特定模式，也是弥撒圣祭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