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醉心于琴棋书画，有的退隐山野卧居，有的皈依宗教，有的整日静坐冥思。

法国在亚尔斯本堂神父那个时代里，教友若想经常告解，比现在要困难得多，因为那时由于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动乱，长久以来都使人不易过宗教生活。

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

他的一贯作风是与大家与各族人民的生活真正地“进行接触”，他既能与大众保持关系，尤其是与那些处于地理和生存边缘地带的人，又能与各种政治、文化和宗教人士对话。

世俗化使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很难占据一席之地。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观。

慈悲年内，教宗向墨西哥和海地飓风、意大利和厄瓜多尔地震灾区呼吁募捐并捐款，为叙利亚和伊拉克呼吁和平，为海地遇害修女祈祷，接见法国尼斯惨案遇难者亲属，谴责比利时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参加亚西西跨宗教和平会晤和亚西西宽恕节

随后，启示宪章成了《在教会诠释圣经》（1994）及《在基督宗教圣经中的犹太民族及其圣经》（2001）的蓝本。参与梵二会议，让他的视野由地方教会走向普世教会，由教会团体拥抱全人类。

英国宗教史学家·费雷泽（1854-1941）同样认为，如果人活着并且行动，是因为人体里面有一个“小人”使得他行动。这个人体内的小人就是灵魂。灵魂存在于肉体内。睡眠和死亡时灵魂离开身体。

在《泰泽的边际》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泰泽的意义已然超过了一个宗教圣地，这里不是让人恪守清规戒律，也不是让人远离尘世，而是让人更加扎根大地，热爱生活，更加愿意带着爱心和信心继续行走在人间。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上海教区在神父、修女、修士和骨干教友的培养及再培育工作中，必须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原则，这也是上海教区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