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这个世界！

原文为意大利文（《公教文明》期刊 Lacivilta Cattolica 2014.1，3-17）
由耶稣会士，马塔里神父译成英文（1 月 6 日修订）

地点：梵蒂冈主教会议新大厅；时间：上午9：25

张维明 译成中文
 

   当教宗方济各做“即兴”的发言和谈话时，他的讲话蕴含着某种韵律，“一波一波地”向前推动。而与会者都细心地倾听着，他和大家之间都能感受到一种生动活泼的关系。我们不仅应注意教宗所谈的内容，还应注意这里所建造的活力和强劲的关系。献身生活男修会召开了总会长第八十二届联席会议，这是教宗方济各与他们会见的会议录。我作为与会者之一，写下了这次会见的纪要，尽可能把这三个小时会见的丰富内容及生动而自然的气氛记录下来。会议中途，教宗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轻松和非正式的气氛中，依次问候所有的与会者，与每个人分别做交谈。

实际上，总会长们原本仅要求与教宗做短暂的会面，向他致意，万没想到教宗竟花了整整一个上午与他们在一起。
  教宗决定既不发表演说，也不听取他们准备好的发言，他只希望进行一次坦率和自由的谈话。
梵蒂冈主教会议新大厅有120位献身生活修会的总会长们等待教宗，早9时25分，教宗到达。

 

修会会士：罪人和先知

    9时30分，教宗在大家的掌声中就坐，他看了一下挂钟，自我表扬像瑞士人一样准时，立时引起哄堂大笑。教宗想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向豪赫莱神父（Fr.Mauro Johre）致意。这位神父是方济各小兄弟会的总会长，刚刚膺选为总会长联席大会的副主席。
    大会主席，耶稣会总会长尼各老神父（Fr.Adilfo Nicolas）以及康博尼修会（Comboni Missionary）的总秘书长格朗迪神父（Fr. David Glenday）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教宗真诚感谢大会坦诚地邀请他，此后，立即开始回答问题。
    这些修会人士首先向教宗提出他们特别关注的身份和使命问题：对修会生活有何期待？您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如果您处在我们的地位，您如何响应您的圣召而走向前沿，无声无息地活出福音精神和福音的预言？您召唤我们做什么？以及，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着重做些什么？最优先的任务是什么？
    教宗方济各首先说道，他本人也是修会会士，因此，根据个人经验，完全理解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前一个修会会士被选为教宗的是1831年卡玛尔多利会的额我略十六世（ the Camaldolese Gregary XVI），教宗方济各随后提到了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话：“教会的增长是通过见证，而非劝诱（proselytism)。真正有吸引力的见证与不寻常的态度相连：慷慨、超然、牺牲、忘我和关爱他人。这就是见证，是献身生活的‘殉道精神’。他们向人们‘鸣响警钟’。献身生活是以自己的人生向人们述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会告诉你们！他们跨越了世俗的视野。”教宗继续引用本笃十六世的话说，“这样，献身生活通过吸引力，必促进教会的成长。”
    因此，“教会必须有吸引力。唤醒这个世界！请你们用与众不同的做事、行动和生活方式，作出见证！我们所谈的是末世学观点，是道成肉身在世王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摈弃一切去跟随主耶稣的问题。不，我不想说‘极端化’。福传不仅是献身生活的人们的使命：这是对一切人的要求。但献身生活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一种先知的方式，跟随耶稣。这就是我期待你们要作出的见证。度献身生活的人应唤醒这个世界。”
    教宗方济各以更深入的方式，又重新谈起他已经提到的一些概念。他继续说道：“你们应作出真实的见证，让人们看到你们做事和行动的方式与众不同。但是，在人生中，很难对每一件事都能分辨得清晰、准确和干脆利落；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它包括恩惠与罪恶。从不犯罪的人就不是人类。我们人人犯错误，因此需要承认我们的弱点。一位度献身生活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这并不否定你被召叫而作出的见证，而是要加强这种见证，这样做对每个人都有益处。因此，我期待你们作出见证。我希望看到度献身生活的人作出特别的见证。”

避免陷入极端主义，要看清未来的道路

    在继续回答提出的这些问题时，教宗方济各开始谈到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我确信一件事：历史中巨大变化的事实，并不是从中心点，而是从周边观察到的。这是一个诠释学的问题：只有从周边观看，而不是从等距的视点，才能理解事实情况。为了能真实地了解现实，我们需要从平静的中心点移动到周边地带。处在周边，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理解和正确地分析现实，避免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处在一个范围的中心，这不是好的策略。为加深理解，我们应该到处走一走，从不同的视点查看现实情况。我们应适应这种思维。我常提到阿鲁佩神父（Fr. Petro Arrupe）的一封信，他曾是耶稣会的总会长。这是写给‘社会调查与行动中心’（CIAS）的一封信。阿鲁佩神父在信中说到贫穷，并说真正地去接触穷人有时是非常必要的。这的确对我非常重要：为了真正了解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需要通过走到周边去，亲身体验，才能熟悉现实。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有风险成为抽象和不切实际的思想家，或成为基要主义者。这是很不健康的倾向。”
    于是，教宗谈到一些具体的，为青年人的使徒工作问题。“做青年工作的人，不能满足于只是说教小册子中的一些漂亮的套话；这些话对青年们来说，只会变成耳旁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说话方式。现在，天主要求我们这样做：离开我们的安乐窝，接受派遣。在隐修院度献身生活的人，你们要以热烈和虔诚的祈祷，使福音的精神发扬光大。传福音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谷16：15），可以通过诠释学的方法，转变到实际的地理疆界。到所有的周边地方去，就是效法耶稣的最具体的方式。耶稣走遍几乎所有的地方。实际上，我不会因为去周边的地方而感到不舒适：你们也要走出去，去接触每个人，你们不应感到不舒适。”
    那么，献身生活优先的任务是什么呢？教宗回答说：“预言天国，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优先使命。重点应该落实在要成为一名先知，而不是假装是先知。魔鬼自然要给我们许多诱惑；其中一个诱惑是让我们只在表面上做所谓的先知。但是，只是假装做这些事是无济于事的。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教训。不要这样，度献身生活的人们一定要看清未来的道路。
    在接受意大利《公教文明》期刊的采访中，他明确地说，献身生活是被召叫度先知的生活。特别召叫他们：“要成为先知，尤其是通过展示耶稣在世界上是如何生活的而宣告天国是如何完美。一位度献身生活的人永不放弃做先知的工作。……让我们想一想从圣安多尼之后，众多的大圣人、隐修士、度献身生活的修士和修女们所做一切。成为先知有时要涉及到发出‘ruido’(噪音)，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是的，先知要发出噪音、喧嚣，一些人则说是‘乱弹琴’，但实际上，度献身生活的人的神恩就如同酵母：先知在宣告福音的精神。”
    那么，怎样以自己献身生活的特别神恩成为先知呢？对教宗方济各而言，需要强调在献身生活中，什么是制度性的，不要把制度与使徒工作相混淆。前者若继续，后者就会减弱。教宗继续说道：“神恩继续存在，是强大的；而使徒工作在逐渐消失。制度与使徒工作有时混淆不清。制度是有创造性的，它总要寻找表露的途径。周边的变化也是这样，它们各自的内涵总是不相同的。”

“神恩并非是一瓶蒸馏水”

    此刻所提出的问题都围绕着圣召这一主题。我们见证了教会在人们的地理疆域以及宗教的院校，所发生的深远变化。非洲和亚洲的圣召在增加，总计数字的本身最说明问题。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神恩的本土化，圣召的辨别，候选人的筛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的挑战，在政府机构中有更公平的代表性，更广泛地说，这是在教会结构中的挑战。对以上这些情况，人们要求教宗提供一些指导。
    教宗方济各说，他很清楚献身生活在地理疆域所发生的许多变化。他知道，“所有的文化都能被主耶稣召叫，祂可以自由地在世界的某处唤起比另一处更多的圣召。主耶稣从更年青的教会中派给我们圣召，祂这是想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也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都必须问这个问题。主的圣意总要在其中。有些教会正在结出新的果实，须知她们曾几何时并不昌盛，但她们硕果累累。当然，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神恩的本地化。神恩是一个，但圣依纳爵曾说过，神恩需要根据地方、时代和人群而生活和成长。神恩不是一瓶蒸馏水。它需要精力充沛地生活和重新对它进行文化解读。但是你会说，这样做会有犯错误的危险，要犯错误。毫无疑问，这肯定是有危险，但这不应阻止我们，因为我们若不去做，可能要犯更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应当常请求原谅，由于我们缺乏勇气而造成使徒工作的失败，我们应感到羞愧。例如，请你们想一想，利玛窦先锋的直觉在那个时代竟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教宗继续说：“我不是指的民俗方面的文化适应，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例如：有些人是以更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方式思考问题，或至少可以说，他们是以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抽象方式想问题。我本人在阿根廷任耶稣会总会长的时候，就亲自体验了这种差别。我记得，我和一位耶稣会修士之间，甚至为了日常生活的一些简单的事情，也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谈妥。当人们处理重要的事情时，我们需要勇敢地正视这些挑战。若不考虑他/她们的生活、经历、思想和文化背景，我就不能培养出一个能度献身生活的人。这就是前进的方式。这就是伟大的传教士们做过的工作。我此时想到西班牙耶稣会士塞贡多·略伦特（Segundo Llorente，他在美国阿拉斯加传教四十多年，曾是该州出任美国国会的代表。他死后葬于爱达荷州印第安人公墓），他是被派往阿拉斯加的一位顽强的善于默想的传教士。他不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还学会了当地人的思想方法。因此，神恩本地化是基本的需要，这绝不是相对主义。我们决不要把神恩僵化，或整齐划一。我们若试图统一文化，就会失掉神恩。”教宗断然地下了结论，指出，“把不同文化的人们引进修会中央式的管理之中，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在神恩之中。”
    教宗方济各当然知道这种危险，甚至在较年轻的教会“招收新修生”方面就存在这种危机情况。他回忆说，尤其在1994年，在讨论献身生活和传教的例行主教会议上，菲律宾主教们就批评了“初学者的交易”，即：外国的修会大量地涌入，在群岛上建立会院，着眼于招收新生，将其移植到欧洲。教宗说：“我们需要时刻提防这种情况。”
    教宗还花了一些时间谈到修士的圣召问题，一般而言，是不做神父的修会会士问题。他指出，对这一特别圣召的意识还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他提到一份从未发表的有关文件，需要再次研读，最终完成这份文件，以便促进更令人满意的反响。这时候，教宗示意与会的“奉献生活与使徒团体部”的首长阿维兹（Joao Braz de Aviz）枢机和“使徒生活团”的秘书长卡瓦略（Jose Rodriguez Carballo）蒙席，请他们考虑这个问题。
    教宗最后说：“实际上，我不相信修士的圣召存在的危机是时代的一个信号，证明这种圣召已经终止。我们反而应理解到，天主正在要求我们做什么。”在回答修士可否在神职人员修会中做长上，教宗说这是一个教义范畴的问题，需要在相应的层面加以处理。

圣召陶成是一项艺术工程，不是警察行动

    教宗方济各稍后听取了有关圣召陶成的几个问题。他立即给予了回答，指出他首要考虑的问题：“对修生的圣召陶成是最基本的任务。圣召陶成有四个支柱：灵修的、智力的、社群意识的和使徒的。我们需要反击的一个错误观念是，献身生活的形象被理解为面对‘外部的’困难和复杂世界，而选择一种逃避或隐藏的地方。从进入初学的第一天起，就应将这四个支柱统一起来，不应该顺次序而为之，它们必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教宗知道这种现实，知道现代圣召陶成的问题不易解决：“比起多年前我们所经历的，当今的文化更丰富和更具有冲突性，而我们当初的文化简单而有秩序。现代的文化本土化要求人们持有不同的态度。例如：解决问题不能再简单地禁止做这个或做那个，对话和对抗都是需要的。在一些圣召陶成的会院，青年人为避免发生问题，他们咬紧牙关，努力不犯错误，脸上堆满了笑容去循规蹈矩，只想熬到那一天，上司对他们说：“好的，你的陶成阶段结束了。”但这是虚伪，是教权主义的结果，是最坏的邪恶之一。
    “今年夏天在里约热内卢拉美主教会议上，我说了许多话：我们需要在圣召陶成会院和修院战胜这种教权主义倾向。我用我青年时曾接受的忠告做总结说：‘如果你想晋升，你头脑要清楚，但说话要含糊’，这分明是要我们虚伪。我们需要不惜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实际上，教宗在里约清楚地指出了，教权主义是天主子民中“缺乏成熟和基督徒的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宗接着说道：“如果修院太大，不妨将它划分成几个较小的团体，让培育人员一定能紧密陪伴他们所负责培养的修生。谈话必须认真、诚挚和没有畏惧。我们应好好地回想一下，当今培育青年人所使用的语言，与过去使用的语言已大不相同：我们已经历了时代的巨变。圣召陶成是一项艺术工程，不是警察行动。我们要塑造他们的心。否则，我们就是在造就一批小恶魔，然后，这些小恶魔又去塑造其他的天主的子民。想到这些真让我不寒而栗。”
    教宗坚定地说，圣召陶成不应仅仅导向个人的成长，但要着眼于陶成的最终目标：天主的子民。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到，我们培育修生是为派遣去为他人服务的：“我们总要想着这些信友，天主的子民，必须把人培养得能为复活的基督作见证。培育者应该念念不忘他们所培育的人是要被召叫去关爱天主的子民，必须时时处处想着天主的子民。请假设一下，如果度献身生活的人的心像醋一样酸苦：他们不会成为别人服务的人。说到底，我们不是要造就行政总管和经理，而是培育能像父亲、兄弟和忠实旅伴的那种人。”
    最后，教宗方济各想着重指出一个风险：“如果某一个修会的一位青年，因为陶成的困难或其他严重的问题，被要求离开修会，如果再接受这种青年人就有大问题。我们不是指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那些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不是败坏的人。我们接受罪人，但不能接受败坏的人。”在这里，他回忆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处理那些性虐待的案例时所做的重要决定：“这应是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要有勇气将个人的陶成作为一个严重的挑战，心中总要想着天主的子民。”

“缓和冲突”，生活在友爱中

    关于“新福传”课题，主教会议要求度献身生活的人通过自己的友爱生活，见证福音人性化的力量。根据这一提示，人们问了教宗几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信守我们对使命和对团体生活的承诺？我们怎样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与那些难缠的或总制造冲突的修士如何能实行友爱？在困难案例中，我们如何让正义与慈善相结合呢？
    教宗方济各重述了他不久前在泰泽（Taize）与那里的负责人阿卢瓦修士（Alois）会面的情形：“在泰泽, 那里生活着天主教、加尔文教、路德教派和其他教派的隐修士们。他们真是在一起过着兄弟般友爱的生活。他们为青年人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使徒榜样。这个兄弟般的团体有巨大的凝聚力，使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团体的病态同时具有破坏力，友爱受到的诱惑对献身生活的进步有很大的破坏力。圣若望·伯克曼（St.John Berchmans，比利时人，1888年被教宗良十三世封圣的耶稣会士，他的人生格言是：“发挥你的强项，Do what you are doing well”，“做大事先要从做小事开始，Do the most with the least”）曾说过，他的最大的补赎正是他的团体生活。友爱地生活有时也是很困难的，但若不在友爱中就不是有成果的生活。工作，甚至‘使徒’工作，有可能逃避友爱生活。一个人如果不能活出友爱，他便不能度献身生活。”
    教宗继续说道：“献身生活的兄弟友爱有多种形式，这种爱超越了冲突，是一种爱的体验。团体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一个生活在诚挚关系中的团体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有冲突的事发生。这才是生活。认为在一个兄弟般的团体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从未遇到任何困难，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没有冲突的团体一定缺少了什么。事实表明，在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群中，都有冲突。必须正视眼前的冲突：不应不理会它们。掩盖冲突只能是制造一个高压锅，最终它会爆炸。没有冲突的生活，就不是真正的生活。
    游戏的风险性是很高的。我们知道，教宗方济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团结要胜过冲突”。他对度献身生活的人所说的话，应以“福音的喜乐”的观点来解读，在这份资料中，教宗感到惊奇：“接受冲突、解决冲突和把冲突转化成通往新的过程的一个环节。”重要的是，我们应想到，对于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即教宗方济各）本人的成功而言，这决不是专属他个人的事，而是集体的和公有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冲突能够，而且应该在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得以演变。
    在任何情况下，冲突必须以灵修辅导的方法加以处理。教宗说：“我们决不应像在‘善心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中的司祭或肋未人那样，视而不见地从一旁走过。但我们应怎样做呢？我想到一个22岁青年人的故事。他患有严重抑郁症。我这里不是说度献身生活的青年人，而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他和寡妇母亲在一起生活，他的母亲为一个富有的人家洗衣服谋生。这位青年人不再去工作，整天酗酒，他母亲没有能力帮助他：但她每天早晨，总要用极温存的眼光看一会儿她的孩子，然后才离开家去工作。现在，这个青年已担当了一个领导的职务，他之所以能克服他的疾病和问题，就是母亲那慈爱的眼神最后惊醒了他。
    我们必须重新持有那种温柔，包括母亲般的慈爱。例如，要回想圣方济各那种温和与慈爱。温和有助于克服冲突，如果一个团体缺少这种温和，那也许有必要改变这些团体。”
    教宗接着说：“这是事实，有时很残酷。我们都经受过为了个人的满足和私利任意批评和责备别人的事。有时，友爱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由于脆弱的个性所致。这种情形，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和心理学家的帮助。但没有必要为此害怕：遵从心理学家的指导，我们不应有任何恐惧。但是，在友爱关系中，千万千万不要像一个行政总管那样处理冲突，我们应用我们的心肠对待问题。兄弟般的友爱是很美妙的事。阿根廷的圣若瑟颂祷日课中，在第一次晚祷的赞美诗里，请求大圣若瑟以‘圣体之爱’照护教会。这也是我们应如何对待我们的修士们：以圣体之爱。我们需要以爱抚对待冲突。我此时想到教宗保禄六世的一件事，他曾收到一个小孩写的信，信中有许多绘画。教宗保禄感叹地说，他的书桌上堆满了求他处理问题的信件，他把这小孩子写的信也放在他的书桌上，这是对他的很大慰藉。温存使人善良。圣体之爱并非要掩饰冲突，而是帮助我们以人性化的方式面对冲突。”

修会与地方教会的相互关系

    就这一方面，修会的总会长们向教宗方济各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在当地教会的环境中，修会团体的活动，以及修会与当地主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能尊重和促进各会院的神恩，使其有益于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教会？怎样才能在独特的神恩和基督徒生活的形态之间培养共融的精神，以便促使所有人的成长和更好地扩展福传的使命？
    教宗方济各回答说，需要重审教廷“奉献生活部”及“主教部”在1978年发布的关于在教会内主教与修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指示，但这文件多年来仍一直是待定的状态。教宗的意见是，现在已是解决的时候了，因为“这份文件在当时是有用的，但现在已经过时。因为各修会的神恩都应得到尊重和培育，教区需要这些修会”。
    教宗说：“我知道并经历过这些问题，在主教和修会团体之间会出现这种问题。例如：如果修会有一天因为缺少人力而退出某项工作，主教常会发现自己突然接到一个烫手山芋，抓了瞎。我本人就遇到过这种困难的情况。有人会通知我，某项工作不得不停止，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次在出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有人告诉了我。另一方面，我也可以说一些其他的，正面的发展情况。事实是，我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我也知道主教们并不总是熟悉修会的工作和神恩。我们主教们需要认识到，度献身生活的人不是世俗官员，他们是能充实教区的宝贵礼物。修会团体参与教区的工作非常重要。主教与修会之间的对话必须进行，因为主教缺乏对修会神恩的了解，不把他们看成是有用的帮手。”为此，教宗委托奉献生活部重新反思那份相互关系的文件，并做出修订。

 

使命的前沿：边缘化、文化和教育

    最后，再度提出度献身生活的人的使命前沿问题。教宗方济各经常说到‘离开’、‘走出’和‘前沿’这些概念。因此，总会长们询问：哪里是这些前沿？我们应该离开哪里？您怎样看献身生活在当今世界受排斥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许多修会从事教育工作，您如何看待这种服务？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修会人员，您有什么要对他们说？
    教宗首先说明，地理的边界当然依旧存在，所以有必要走到那里。但是，也有一些不能预先确定的象征性的前沿，对每个人来说，它们并非是完全相同的前沿，而是“需要根据每个修会的神恩去探索。因此，需要利用自己的神恩做出识别。被排斥的现实仍是最重要的优先考虑事项，但它们要求我们去识别。首先一个标准是应指派最优秀的和最有天赋的人，进入这些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境地，这些是最危险的情况，需要勇气和更多的祈祷。总会长和其他长上，对投入这种使命的人给予支持和鼓励是非常必要的。”教宗回忆说，“总有一种危险性是，自己被激情所压倒；这便导致被派遣的修士们，只有好的愿望，但对形势尚未做好准备。他们将会在被派往的前沿地带被边缘化。若非保证已有很好的识别和支持，我们绝不要对此边缘化的情况作出决定。”
    除了这种变化的挑战而外，教宗还提到其他的两个经常存在的和重要的挑战：一个是文化的挑战，另一个与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有关。献身生活在这两个领域大有可为。他回忆说：“当《公教文明》期刊的神父来访问我时，我同他们谈到思想的前沿，思想是独特的，也是脆弱的。我把这一个前沿推荐给他们。慈幼会的会长知道，他们一切的开始是基于前沿教育的一个梦想，这是圣若望·鲍斯高的梦想。这个梦想把他的慈幼会的会士们推到世界边陲巴塔哥尼亚（南美洲的一个地区）。我们还可以提供其他更多的例子。”
    根据教宗的看法，教育的支柱是：“传播理解，传播做事方式，传播价值观。信仰就是通过这些而传播的。教育工作者应奋起成为一位教育家，考虑如何向变化的一代宣告耶稣基督的信息。”因此，教宗坚持说：“教育在当代是一个关键、关键、关键的使命！”教宗回忆了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的经历，回忆他怎样在一个教育的环境中做必要的准备，欢迎那些男孩、女孩和青少年。这些孩子们生活在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复杂的家庭环境中。“我记得有一位非常忧愁的小女孩，她终于把心里的话告诉老师，她为何如此难过：‘我母亲的未婚夫不喜欢我。’学校中，父母分居的孩子的比例非常之高。我们所生活的这种状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有时我们都难以理解。我们如何向这些孩子宣告基督的信息呢？怎样向这变化中的一代宣传耶稣基督呢？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千万不要给孩子们注射上不接受信仰的疫苗。”

********************************
    三个小时的会见即将结束，大约在中午十二点半，教宗说他很抱歉就要结束谈话。他微笑着说：“让我们把一些问题留在下一次见面时再谈。”他承认他有一个预约，牙科医生在等着他。在与这些总会长们道别之前，教宗说他有一件事要宣布：2015年要献给度献身生活的人——奉献生活年！教宗的话收到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教宗微笑着向“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的秘书长说道：“这是他们的错误；这是他们的一个主意：把这两个部门合在一起是有危险的。”教宗的幽默在与会者之间又掀起一阵笑声。
    教宗离开大厅时说道：“我感谢诸位，感谢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信德行动，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的信仰和追求服务的精神，感谢你们的见证，和一如既往地向圣教会展示的殉道精神，感谢你们的谦卑：这是十字架之路。我从内心的深处感激你们。”

 

（此文由《公教文明》期刊所著，有版权。没有书面的准许，不可使用，但一些简短的摘录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