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教会本地化建设多集中体现在礼仪改革上面。台湾教会从本地化神学理论的思考和本地化礼仪精神的实践两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创新。

小圆帽的来历可追溯至梵二大公会议礼仪改革以前，因为那时候进入圣职的第一步便是领受剪发礼，由主教在被选者头上剪一圆圈，再戴上小圆帽来御寒。

梵二的改革是有必要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主圣神的工作。有关圣召，我们作为主教、神父、修女，都应该反思。有些人说社会发展了、经济发达了，人们就不愿意修道了，我认为这不是圣召缺乏的最重要的原因。

十六世纪的誓反教改革从道理方面来解释，认为至公性是指在信德的福音的延续中的正统，他们保持了这一点；所以认为自己是至公的。反改革的护教主张不仅要求道理方面的至公性，也要求地理位置和数量上的至公性。

10世纪时，因本笃会许多修院纪律松弛，法国克吕尼修院发起改革运动，重整本笃会。

那么，面对教会如此的口祷与默祷传统，当代在中国的教会该如何改革或者开创既适应时代和中国文化，又符合教会传统的祈祷呢？

也有一部分学者把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在询问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西开教堂刚开始福传改革的时候，新老教友有思想冲突。现在堂内值班服务的都是近几年领洗的教友。启用新人，不是废掉老人；有新羊，不能饿死老羊。老教友需要念玫瑰经、望弥撒，他们的需求要得到保障和支持。

尤其是经过20世纪20年代以人间佛教为中心的佛教改革运动,皈依佛法不仅仅为个人修行解脱,而且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已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共识。

南方周末:越来越多的教会人士和宗教团体开始在重视灵修和祈祷之外，更积极地投身服务穷人与改革社会，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作为梵蒂冈万民福音部前部长，你能否描述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新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