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司铎施加侵犯案的危机促使我们以为，教会竟是如此糟糕，务必果断地亲手重新打造。然而，我们塑造的教会不会带来任何希望。

许多著名的基督徒团体、天主教徒走的正是这条路”。除了忘记天主外，法利塞人也忘记了近人，甚至鄙视近人，在他看来，这个近人没有价值。

随后，红十字会和其他的慈善机构伸出援助之手，要求最少2天照顾服务这些老年人，尽可能的把许多受病毒感染者，安排到附近的医院诊治。突发的一切，对于这所养老院和整个圣奥古斯丁城是一个晴天霹雳。

教宗方济各在致函本刊时说：“通过《公教文明》可以听到许多来自边缘地区的声音。”因此他称本刊在“同类（期刊）中独一无二”。

卢恰尼主教在大公会议上从未发言，却一页一页地做着笔记，然后深入探讨许多神学家的思想。他经常给教区的信友们写信，告诉他们大公会议的结果，以惯常的教导和要理讲授的方式解释棘手的问题，同时避免过于简化。

许多神长们回到昔日的福传岗位，找回失散的羊群，天主教会重新开始新篇章。由于中国天主教会经历了文革这场教难，故与普世教会几乎完全失去联系长达20年的时间。

圣教会为了促使我们多念玫瑰经，也为了表示对天上慈母的孝爱，还给诵念玫瑰经的人颁赐了许多大赦，如：凡告解领圣体，又在圣体前诵念玫瑰经的人，每次可得全大赦；只要勤念玫瑰经，又不断告解领圣体者，并有得圣教会所准予玫瑰经各种大赦的意向

教宗解释道，历史上有过许多奋斗，有些胜利、有些失败；不少前人为此倾流鲜血、献出生命。那些经验的根基，「也是我们今天想要重新省思的社会正义的根基」，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成长和发挥。

教宗也想到「许多司铎和男女会士」，并且特别感谢「所有每天竭力以最好的方式推动自己家庭，为公益服务的人」，例如学校老师等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必须应对错综复杂的处境」。

言及西方对圣座的批评（包括与中国相关的宗教自由、香港等问题），加拉格尔表示，“许多国家都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但教廷几乎从未采取“谴责的外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