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南岳佛教僧人写的一句话，这既是对当时业已投身抗战的中国佛教界的肯定，也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界进一步参与抗战的激励，在今天来看，也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历史特征的高度概括

现在一说起基督教的国际交流，第一个问题好像就是反渗透。这个问题被高度政治化、扩大化了。有人说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家庭教会就是西方宗教敌对势力渗透的结果，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结果。

现在这个时候，在世纪之交，中国宗教研究形成了由高潮跌入低谷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这是从基督宗教研究方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8]这些正统思想的士大夫在了解了耶稣会士的思想和理论后，对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许大受甚至认为这些传教士是西方国家的间谍，在澳门他们高筑城垣，以为三窟。且分遣间谍峨冠博戴，闯入各省直地方，互相勾结。

两者的关系虽然密切，却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客观文化得到高度实现的团体中，也会出现道德衰落的现象。

在这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XI）的八一通电很好地回答了这一要求，并从基督新教所无法比拟的高度给予了天主教会一个努力和新政府合作的声明和表态。

在19世纪的宗教复兴过程中重建的修院不再有中世纪的封建特权，但是在神学、灵修和礼仪上依然恪守旧传统，试图维持中世纪修院一些显得僵化和机械的模式，譬如强调修道是严格封闭的、高度程式化的、以祈祷和内修完美为中心的生活

当然，神学思想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十年努力即可完成，它乃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的理论与实践均达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开放的、持续的建设过程。再次，信徒的构成问题。

漏刻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时仪器，由于古人的高度重视，漏刻在古代中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其计时精度曾达到过令人惊异的地步。

然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精神、心灵需要。相反，世俗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严重腐蚀着我们的社会，冲击着中国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