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有意否认圣迹和它的力量，而是想强调圣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他让人们从伦理—心理—精神的皈依；到情感—理智—意志的皈依

露济－史密斯神父身为伦理神学家和牧者，他毫不犹豫地签了这封要求「教义和实践保持坚定与不可分割的和谐」的信。　　

更有甚者，还有人有意无意地将慈悲视为软弱，将宽恕看作妥协，总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挥舞着教条和伦理的大棒来斥责他们眼中的罪人，却忽略了如何去同情他们的不幸并帮助他们的亟需。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经上如何利用了东方人的智慧及人生经验，来发挥及教导人友谊的伦理。二、友谊的快乐圣经中提到人间的友谊是快乐的。

研讨会分为六场五个专题，分别为：中国化艺术篇、中国化文化篇、中国化修院培育篇、中国化历史篇、中国化灵修及伦理篇。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及教会的神父、修女和教友共19人作了精彩的专题论述。

他说的两个时间用词“everyday”（每天）和“never”（永不）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做弥撒当是“everyday”，他规劝我遵守教会伦理禁止的事情当是“never”。

的确，按照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描写，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感性、伦理和宗教阶段。

《先贤之信》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源。”

1978年12月，沙博士出任新加坡天主教大学和华人团体的指导司铎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伦理基础”课程。1980年9月，沙博士第三次回到巴黎总会院。

这份文件是历时5年的工作成果，一大新颖之处在于它涵盖了近期教宗训导的几项重要议题，以及生物伦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