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古老的亚洲，现代中国人不是处在信仰淡漠、冷淡的时期，而是处在一个信仰“饥渴”的时代。确切说，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重视道德、人伦的民族。

民国初期，由于旧统治阶级没有真正去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主张和民族平等政策，而是在实质上贯彻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因此历史上已经存在着矛盾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继续恶化，致使各地回、汉纠纷接连不断

每次周游世界回来，有了时差，从没看他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工作，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有一次，那位同来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留学生，向他诉说因为离婚而有的烦恼，以致影响工作和学习。

幼年时代是受教育最理想的时期（申22：20，21），有使子女们知道金银财富并不能使人幸福，而是智慧和圣德才是幸福的根源。　　传统的中国家庭，父母有着强烈的望子成龙的心理，对子女的培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如果宣言所描述的权利有其基础根据，不单纯是因为联合国大会予以表决通过，而是因为天主所创造的人的本性和人不可被剥夺的尊严，则这个道德义务便具有深厚的真理。为此，重要的是国际组织不忽略人权的自然基础。

可是人的内在心理却不能跳跃，他需要成长的过程，小孩子不可能一天就变成大人，而是要一天一天连续不断地成长。

我在门外伫立，落泪，或许再来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他的来日我已看不到，而你们是兄弟。

青年们会根据福音里感动自己的一个词或者一句话进行分享，他们慢慢发现身为基督徒的责任并不单单是进教堂参与弥撒，而是在生活中如何实践福音。

我的看法同梁家麟博士正好相反，中国教会主流是城市教会，而不是农村教会；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不是农村教徒（尽管现阶段在数量上是最多的），而是现代的新兴基督教群体：老板基督徒、知识精英基督徒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

我们意识到了“开门”和“关门”不是一件小事，坐在家里关上门和打开大门“请进来、走出去”决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而是观念上的转变。就这样，通过敞开堂门,我们迈出了福传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