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二会议对神恩的重新重视与开放之后的两年（1967年），一群杜肯大学的天主教老师和学生在一次周未的避静中，有许多人经历了圣神充满和异语神恩的经验。

1965年曾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1910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史威登堡会议，全球有400位学者及宗教家出席，分成20个专门部门。虽然以20世纪的学术水准，来验证史威登保在18世纪提出的学术，但是很遗憾也没能得出什么结论。

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振兴了教会。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消息传至北平后，当地60个寺坊教长及回民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推举马振武等15人为代表，组织华北回民护教团赴南京请愿。《月华》自始至终报道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并配发了一系列新闻照片。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犹如梵二大公会议鼓励各地教会提供机会让信徒接触社区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实践关怀行动。

所有关于「大公主义」的写作和重要发言，主要都是来自我们天主教的：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直到我们现任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天主教一直都孜孜不倦地找机会与其它两个主要基督信仰教派交谈。

10」（罗十二10）在此，我们应回想起梵二大公会议对司铎的恳切鼓励：「司铎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教会使命中的本有职分，（…）。

方济各在其宗座劝谕《爱的喜乐》（AmorislaetitiaAL）中总结了以家庭为议题的两个世界主教会议的结果，并在其中表示：“并非所有关于教义、伦理、牧灵等问题的讨论，都需要教会训导权的介入，才能作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