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牺牲的荷兰友人胡永生神父立碑记

    2017年6月17日，星期六，山西省垣曲县长直乡， 常年沉寂的天主教堂，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  三百余人陆续聚集到院落当中，使这座平日颇为冷清的窑洞式教堂竟然人声鼎沸，充满了欢声笑语，一时间成为乡民邻里争相前来看热闹的焦点。

    本堂神父乐永跃进进出出、忙里忙外，来此19年，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忙碌过。
    其实也可以说，79年来，这里作为教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过。
    当年人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一个人； 而今天人们聚集在这里，则是为了同一个人—— 胡永生。窑洞上方土崖上挂着的一条横幅写着：“荷兰友人胡永生神父重立墓碑及诞辰110周年纪念展”。

一、胡永生神父舍命保民

    1938年7月，侵华日军第二次侵犯中条山区的垣曲县，当时还叫“石头圪塔村”的长直乡也成了战场。 当地百姓吓得四散奔逃，很多人躲到了野外。胡神父担心他们的安全，晚上打着灯笼到野外，把躲藏在荒沟野渠中的百姓一一找回，安顿在教堂中。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胡神父威望日升。 两个月之后，当年9月日军第三次侵犯垣曲，周边的百姓就都跑到教堂来避难了，一时间多达两千余人。 这是石头圪塔天主教堂1917到2017这百年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段时间。
    胡神父将众多难民安置下来，为容纳这些人又扩建了灶台、增设了帐篷，并拓展院墙，以供更多人的居住，同时也积极布道，一时间大多数人都入了教。  当时阴雨连绵，日军补给困难，四处抢夺百姓的家畜和粮食、又抢占民房，闹得鸡鸣狗跳。 胡神父搬来桌子挡在教堂门口，常常亲自坐在那里，以防日军擅自闯入。
    日军士兵果真多次前来骚扰。起先说是要搜查中国士兵，见搜不到又要强拉难民给日军干活，结果被身材高大的胡神父两记耳光给打跑。10月8日星期六这天，天降小雨，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再次来到教堂骚扰，并公然要强抢妇女，胡神父见状冲上前去把为首的日本兵打到在地，又抓起来扔出大门外。   日军气急败坏，再次蛮横要求： 限期令胡神父交出20个姑娘和10头牛来。 胡神父断然回答说：要牛我没有，不过你们可以把我自己的骡子牵走；但只要有我在，就不会把中国妇女交给你们欺辱！  胡永生神父义正词严，令日军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次日一早，本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间。 众人在教堂内久久等不到胡神父出现，于是派辅祭马永久与两个相帮（辅祭、相帮都相当于神父的助手）前往神父住所查看，结果大吃一惊，发现神父已经惨死：倒在门口，卧室内血流满地，办公椅的两侧扶手上也满是血迹。室内有三个人的脚印，其中两个陌生人的脚印也留在了院墙的墙头。
    事后日军派人来调查，结论是：胡神父因无法限期交出人和牛，精神压力过大，最终精神崩溃、自杀身亡，并强迫当时担任会长的郑忠义写下了字据表示承认。
    但是，据马永久等人亲眼所见，胡神父死的时候是头部左太阳穴和胸口各中一枪，连床板都被打出一个大洞； 双手手腕都被环割，刀口很深。 如果胡神父真是自杀的话，只能自割一只手腕，怎么可能同时自己割断自己的两只手腕呢？ 而如果是开枪自杀的话，又怎么可能同时向自己的头部和胸口两个要害部位开枪呢？ 显然，日军撒了一个粗制滥造的谎言。 不过日军说： 西方人跟东方人不一样，他们自杀就是这样的。
    当天还有一孙姓行帮（相当于神父的通讯员）和孔姓教友两人前往新绛欲向主教报信，结果在横岭关孙行帮惨遭日军杀害，孔教友则侥幸逃脱，跑回报信。
两天后，中国守军重创日军，击毙其第20师团第77联队长野间六郎，垣曲全境得以收复。

    胡神父被下葬在教堂大院内。不久，有“抗日神父”之称的雷鸣远（比利时人，原名Vincent Lebbe，1877-1940，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带人来到垣曲石头圪塔教堂，在胡永生神父墓前凭吊，他哀痛地说道：胡神父，你是为我而死的呀！ 原来，雷鸣远神父当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三军“华北战地督导团”团长，在华北战场从事医疗救护、民众动员、媒体宣传等抗战工作。  此前雷神父在行军途中，曾接纳了一名自称姓王的中国修士加入到队伍中来，但后来发现此人身份是假的，实际上系日伪密探，于是在路过石头圪塔教堂时，就将其交给了胡神父，而胡神父则盘问后将他转交给当地的国军独立第三旅审讯。这次当日军第三次侵犯垣曲时，曾质问胡神父： 那个王修士哪里去了？ 胡神父回答：不知道！   胡神父的强硬态度一定令日军怀恨在心， 因而多次上门寻衅滋事， 最终又痛下杀手。

二、高桂滋将军蒙难得救

    垣曲县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区与黄河之间，扼太行八陉之首——轵关陉的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中垣曲则是敌我激烈争夺、犬牙交错的地带。中条山和黄河是保卫西安和陇海铁路的天然屏障，坚守中条山对于拱卫西北大后方安全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从1938年初日军攻占风陵渡时起，一直到1941年5月，侵华日军倾十余万兵力苦战三年多，先后进犯十余次也未能越中条山一步。18万番号复杂的中国守军，在此直接牵制了侵华日军第36、37、41三个师团的兵力，中条山一度成为中国军队在黄河北岸唯一的战略支撑点，因此被日军称为“华北盲肠”。
    1939年3月，第17军军长高桂滋将军率部驻守垣曲，军部设在柴家古垛村，与石头圪塔村隔亳清河相望，不过数里之遥。高桂滋治军相当严格，十分重视军民关系。他在中条山驻防的三年期间，创办少年军校、铺路修桥、赈灾救贫，助民收割等，一边抵御日军进攻，一边在战争间隙，还和老百姓搞军民联欢、慰问当地老人等，在当地民众中口碑很好，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随着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日本得以从伪满洲国对苏边境上腾出手来，调出包括飞机在内的大批军事资源用于关内战场。
（注： 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诺恪守中立，并宣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双方互不侵犯。 从这时起到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直到年底12月7日的珍珠港事变之间，孤立无援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最为艰苦暗淡的一段时期。）
    1941年5月7日，日军集中6个师团又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的优势兵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向中条山发动了全面进攻，史称中条山战役或晋南会战。  而中方受敌误导，误判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强渡黄河，因而应对失策，又缺乏统一指挥，虽经广大官兵浴血奋战，最终仍全面败北，日军侵占了整个中条山区。此役造成18万中国守军被全面击溃，阵亡官兵4.2万人、被俘3.5万，包括唐淮源在内的多位高级将领壮烈殉国。 蒋介石因其嫡系中央军此前已全部撤出，留守的都是川军、滇军、陕军等受其排挤的杂牌军，因而称中条山之役为抗战中的一大耻辱。
    此役中第17军被日军击溃打散，军长高桂滋将军与部下失去了联系，幸因平时军民关系十分良好，因而在此难当中得到当地百姓的鼎立相助。高军长与与副军长刘礽祺、秘书韩一帆、副官范国清、医官汤中甫及军需王子衡一行几人，潜入石头圪塔天主教堂中，得到教民会长郑忠义相助，冒险将其藏匿在胡神父生前所住卧室的地下室中，瞒过了日军的严密搜查。
    蛰伏多日后，郑忠义又联系当地的帮派人物郭金声，帮助护送高将军一行人混过日军封锁线，于6月10日抵达阎锡山二战区总部所在地克难坡，并由此西渡黄河，安然返回大后方休整，并重返抗战战场。    高桂滋离开郭家后，日寇还是发现了踪迹，放火烧了郭金声的房屋，还吊打了郭金声的母亲，高桂滋后来要其在天津的亲戚给郭金声汇钱重新盖房；事后又曾将郑忠义接到西安家中，好生款待多日，以谢搭救之恩。
   高将军生前曾多次对部下和家属讲，是垣曲人民救了我，一定不能忘记他们的恩情。（后来高将军又被派往黄河南岸的渑池防线，大量垣曲百姓不甘做亡国奴而纷纷外逃，渡河依附，高将军还特地为这些垣曲难民省出了五万斤军粮，又在老家定边成立难民学校，免费招收垣曲难童入学，一时传为佳话。）

三、从传说到信史
    1959年，作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高桂滋病逝。  随着时光流逝，外国神父被害与中国将军得救， 这两件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传奇般的历史，在当地民众的口碑中不胫而走，而又逐渐合一、混为一谈。 不但垣曲的百姓们这样传说，甚至连高将军的部下撰写的回忆录也纷纷这样讲述： 一位外国神父将高将军藏匿在教堂之中，使将军安然脱险，而后来外国神父本人却被日军报复杀害，云云。 这样的故事令人荡气回肠、唏嘘不已。      然而，当高将军的女儿高士洁女士2007年走访垣曲、探寻父亲的抗战踪迹时，却惊讶地发现一个问题: 1938年10月外国神父之死,要比1941年5月父亲被救的时间早了两年半。阎锡山的电文上清晰写着呢，那这两年半的时间差又该如何解释？ 这个疑惑直到2014年接触笔者后才彻底弄清。
    1990年代，垣曲县作家协会会员宋小敏，深入挖掘整理了胡神父的历史。宋小敏先生笔名宋敏慧，其母亲、舅舅、姥姥等人，当年都曾在胡神父的教堂里避难。 宋先生本人从小就常听他们讲胡神父的故事。
    1990-91年间，宋小敏有感于胡神父的感人事迹，将这段幼时就听来的故事悉心调查整理。为此他采访了30余位见证人，上至90岁下至55岁，包括当时还在世的马永久、于希斌等重要当事人，从而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胡神父并非像一些人传说的自杀，而是被日军杀害；保护高桂滋将军的并非胡神父本人、而是会长郑忠义等等。   他将这些调查结果陆续整理成文字，多次发表在当地的《垣曲抗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等刊物上，为记录、保存这段历史，将其从民间传说整理成为信史，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2014年初，荷兰朋友Vincent Hermans(正定教堂惨案当中文致和主教Schraven的外甥孙)来信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在调查正定教堂惨案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曾在中国担任大使的杨乐兰先生（Roland van den Berg）。大使先生对于正定教堂惨案并不知情，但是他说，自己在中国当大使的时候曾遇到过另一桩类似的事件：另一位荷兰传教士为了保护中国难民而被日军杀害的故事。 大使先生还展示了一封信，正是宋小敏1990年时写给荷兰驻华大使馆、讲述胡神父事迹的信，当时大使本人还热情地给宋先生写了回信。     
    限于当时调查尚未结束，宋先生尚未理清胡神父的死因以及与高将军的关系，大使也对此事表高度关注，只是此后双方再无联系，没有了下文。
    但正是由于这封信带来的机缘，使得笔者也介入到胡神父事迹的调查与弘扬的当中。 为此笔者走访了垣曲长直本堂乐永跃神父以及宋小敏先生本人，得到了宋先生后来整理清楚的调查记录；又在他们的带领下采访了仅有的两名仍然在世的见证人——胡莲英与刘敏老人（后者现已过世）；后来又从高士洁老师处得到了高桂滋将军蒙难得救的不同资料、以及阎锡山的电文等；又在荷兰朋友Vincent Hermans帮助下得到了荷兰方济各会及外交部档案馆中，收藏的胡永生简历照片等原始资料。   2014年10月，在河北师大召开的“正定教堂惨案及宗教界在战争期间的人道救助”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披露了胡永生神父的事迹，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又在《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为抗战牺牲的荷兰传教士胡永生》一文，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载。

四、百年追思，立碑设展

    从荷兰方面的史料来看， 胡永生原名Aemilianus (Jan) van Heel,1907年6月8日出生于荷兰的莱顿市（Leiden），出生时本名是Jan， Aemilianus是他在加入天主教会后效仿五世纪一位圣徒所取的名字。 1926年他加入方济各修会成为修士，1933年晋铎成为神父，同年来华传教，当时年仅26岁。
    胡永生到中国后学会了中文；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他又入乡随俗，穿起了中式的长袍。  1936年新绛教区（监牧区）从长治教区中划分出来，胡永生随即于1936或1937年被派到垣曲石头圪塔天主教堂（今长直乡长直村），接替来此已经6年的荷兰籍范神父，担任新的本堂神父，当时的辖区内信众近千人。
    在这所山区窑洞中的教堂里，胡永生用汉语直接同中国人交谈，行医收孤，收养孤儿又为村民治病且分文不取，很快就与乡民邻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最后当他为保护中国难民挺身而出、却又惨遭日寇报复杀害时，年仅31岁。
    胡神父遇害后，教友们大骇，哭声震天； 难民们失去了主心骨，四散逃去。三年后当高桂滋将军来此避难时，留在教堂里的教友寥寥，不过十数人、数十人而已。
    解放后，石头圪塔天主教堂曾长期作为长直乡政府及乡村完小的所在地，为新中国建设及普及义务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60年代，因院内建筑扩建需要，胡神父的墓地被迁移到了教堂后山的土坡上，原址无存。80年代落实政策后，教堂被归还给天主教会，这里又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1991年阎锡之神父来到这里，他也是1938年胡永生神父遇害、时隔50多年后该教堂的第一位本堂神父。如今，整个垣曲县的教民数量约一百人左右，周末来做礼拜的往往不过十几二十人，远未恢复30年代的盛况。（注：垣曲县境只有长直乡这一座天主教堂，老县城古城镇和新县城都没有其他天主教堂）
    高桂滋将军的女儿高士洁老师认为，尽管搭救自己父亲的并不是胡神父本人，但却是胡神父保护过的那些垣曲乡民搭救了他；而郑忠义等人之所以甘愿冒险把将军藏匿起来，也一定有胡神父正义凛然的精神感召因素在内，因此她对胡神父仍然充满敬仰，早在2014年就曾表示，有意在合适的时候捐资为胡永生重立墓碑。
    今年2017年是卢沟烽火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是石头圪塔教堂创建100周年，也是胡永生诞辰110周年。 在这样的日子里纪念他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春节过后乐永跃神父就与远在法国的高士洁老师商议，建议将重立墓碑一事提到日程上来，然后他们又拉我加盟，负责碑身定制、对外联络及筹办纪念展览等事宜。  石碑是在石雕之乡河北曲阳定制的，碑身高2.6米，底座高0.5米，通高3.1米，象征着胡神父在荷兰生活26年，来华生活5年，舍生取义被害时年仅31岁。   碑身样式参考了利玛窦的墓碑，中西合璧，采用中国传统的龙头碑，但配以十字架的符号。 碑文采用中英双语，其中“善牧舍命 百世流芳  胡神父永生之墓”几个大字，是由民革北京市海淀区委的书法家孟子凡先生题写的； 背面的英文则由《中国日报》爱尔兰籍编辑Tom Clifford和妻子瑞莲（Niamh）女士帮助修订校对。显然，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墓碑，而且也是一座纪念碑；“永生”二字既是他的名字，也是对他的评价和祝愿。 
    顺便一提的是，由于高士洁老师坚持低调，坚决不肯刻上署名，所以最后笔者和本堂乐神父私下商议，是在瞒着她的情况下，把她的名字刻在碑文后面的，高士洁老师对此并不知情。  后来86岁的高斌老先生对我说： 刻得好！ 我妹妹她是不想让我花钱，所以一开始压根就没告诉我；如果早让我知道的话我当然也会愿意出资的！
    这次为胡永生神父重立墓碑只是一场民间的活动，但得到了垣曲县领导的重视关心与大力支持，他们为胡神父的墓地修建了台阶小路，并植树留念。 立碑仪式当天，垣曲县统战部长杨春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副县长高倩倩、政协主席王小虎、副主席王云洲，宗教局长赵小进、长直乡党委书记李亚红等人观看了纪念展览，全程出席了揭幕仪式，并为胡神父墓地敬献了花篮，又为植树培土浇水留念。
    300余人的队伍走上土坡时显得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最后当高桂滋将军的儿子、86岁高龄的高斌老先生与运城教区武俊维主教揭下石碑上的红纱时，全场掌声雷动、鞭炮声声、鼓乐齐鸣。
    79年前因为胡永生神父而聚集在这里的2000余人，他们是战争中惶惶而来的难民； 而今天为了纪念他而聚集在这里的三百余人，则是满怀着感恩和愉悦的心情高兴而来的。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而相对富足的时代，远离战争与饥饿，但抗战的历史、人道主义的历史却不该忘却、不能忘却，实际上也没有忘却。
    顶着骄阳来到这里的三百多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慕名远道而来的运城地区各外县的教友们，也有很多是垣曲当地的居民，甚至还有抱着娃娃的妇女、带着草帽的农民，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外国神父的故事是很多人从小就听说过、但却又印象模糊、朦胧的，在今天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明确清晰的答案。
    山西省社科院近代史所高春平所长、运城教区武俊维主教、胡永生神父事迹的挖掘整理人宋小敏（宋敏慧）先生以及笔者等人都发表了讲话，远在法国的高士洁老师请自己的的哥哥高斌代读了一份充满感情的发言稿。 她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碑呢？ 一来，胡神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二来，我们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第三，胡神父没有子嗣，没有后人，年纪轻轻就来华传教，他家乡的人并不知道他的善行义举，而且他是为救中国人被杀害的。 我们作为抗战幸存者的后代，我们就是他的后继之人，我们就要继承他的遗志，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来服务社会，这样才能使胡神父的英明留芳百世。 最后她又说道：胡神父墓地见证了中荷两国友好，希望它能成为垣曲县的一张新名片；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垣曲县能积极争取到建设中条山抗战纪念馆的项目。
    值得一提的，87岁的前荷兰驻华大使杨乐兰先生，也特地为我们这次活动发来了贺信。 他写到：“在胡神父诞生110年的今天，人们为他树立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位为保护中国人民免遭外国侵略者伤害而献出生命的英勇荷兰人。这是中荷两国人民关系源远流长的又一动人篇章。”  【完】

2017年6月19日 （注： 作者是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北京代表）
    另闻：中条山战役后800冷娃跳黄河的故事，并非编造，而是民间相传已久的故事，真实性未必就亚于狼牙山五壮士，只是缺乏一个像宋先生这样能将其整理成史料的人，所以一直就只是停留在民间传说的层面上，而未能转化成信史~  当然，这也是民间感情及人心向背的一个反应，当年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悲壮的，所以才能流传至今~     冷娃，又称“愣娃”，指陕西兵，对于他们来说一旦潼关失守必将导致家乡的沦陷，因此他们必定要全力扼守中条山这一拱卫潼关的天然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