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中国在50年前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在国共两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经过8年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回族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力量，为保卫祖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华北回族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日本法西斯大举入侵中国后，华北首当其冲，日寇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炸毁清真寺、挖掘回民坟墓，激起了广大回胞的义愤。回族人民进一步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只有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才是回族人民的唯一出路。“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北平回民“感于生死关头已至”，迅速组织了“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发表《抗日救亡宣言》，提出要发扬“勇于牺牲，坚于团结”的精神，与侵略者战斗到底。“在教为教中基础，在国为国家干城”，显示了回族人民爱教爱族与爱国相一致的思想品德。

　　8年抗战期间，华北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坚持抗日救国，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抗战一开始，华北各地的回族群众纷纷组织回民抗日武装，活跃在各个战区。当时在河北献县有马本斋领导的“回民义勇队”、文安县有杨春圃领导的“回民抗日挺进军”、安国县回族建立的“抗日自卫队”等，给敌人很大的打击。河北沧州于1938年成立了“冀鲁边区回民救国联合会”，各县、各村相应成立了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并创办了《正道报》，向广大回族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教育回族人民一致抗日。1940年正式成立了“冀鲁边军区回民大队”，以后又改称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在支队长刘震寰、政委王连芳的领导下，这支回族武装战斗在津南鲁北的广大地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一次次“扫荡”，拔掉了敌人一个个据点，打了许多漂亮仗，参加战斗近千次，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主力，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山东鲁中地区，泰运军分区组织了回民主力连和太西回民支队，沂水、沂源成立了回民警卫连；还有在东平、定陶沙海、荷泽马垓、沂南大成庄等回民村庄建立的回民抗日游击队，郯城县马头镇建立的伊斯兰抗日协会等。经过发展扩编的这些回民武装，是太西回民大队、泰安回民营、章邱、长清楼德的回民中队，回民分队以及益都回民大队，分别在金晓村、金益三、李敬渔、丁毅民等同志的领导下，活动在泰山周围各县、沂蒙山区和益都、临朐等地。他们在回汉群众支持下，配合主力部队立了不少战功。沂水县伊光大队，是保证18集团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兵工厂的回民警卫部队，在保卫兵工厂和反扫荡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鲁西北的朝城、馆陶、临清、冠县一带成立的回民大队、中队，坚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进行过无数次战斗，后来经过整编，许多回族青年分别参加到冀中回民支队和冀鲁回民支队。

　　在抗日烽火中，华北涌现出许多回族英雄人物，如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曾被誉为：“不仅是党团结回民抗日的旗帜，也是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英勇杀敌，战功卓著，曾多次受到上级的通令嘉奖。6年中经历大小战斗870多次，消灭日伪军36700多人，攻克碉堡、据点，破坏敌人铁路、 公路和桥梁数百处，缴获大批枪炮、弹药、战马和军用物资，立下了赫赫战功。回民支队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躯者、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妇女活动家、革命家、天津回族刘清扬女士参加了“北平抗敌后援会”，支持29军的抗日战争，她组织红十字会妇女救护慰劳队，上前线运送伤病员，她的家也成了为29军提供情报及分发工作的中枢。29军撤退后她还和红十字会的会员们，安排和帮助爱国青年南下。北平沦陷后，刘清扬到了武汉。1938年她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及安娥、冯弗伐等人，参加了由邓颖超同志发起组织的“儿童保育会”，动员各党派力量抢救受难儿童，并开展募捐活动，后来还创办了10所“儿童保育院”。在山西，崇实中学创办人马君图，率领该校师生及回民群众千余名，在太行山区坚持流亡教学和游击战争，于1943年日寇大举“扫荡”太行山区时被俘，仍坚贞不屈，被敌寇在1945年7 月毒死，被当地群众誉为“三晋之第二介子推”；其母为支持儿子抗战，在1943年被俘后，绝食而死。此外全国闻名的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是枣庄的回族，在1945年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肥城县县大队回族副大队长米英俊，上级为表彰他的抗日功绩，将其所在县大队命名为“米英俊游击队”。还有80多高龄深入虎穴与敌顽强斗争的回族老英雄马东；著名的神枪手、抗日民兵队长金维兰等。

　　从整个回族的抗战来看，华北回族遭受日本法西斯的灾难最深，所以斗争也最顽强，而且也是回族反法西斯斗争中觉悟最高、意志最强、组织纪律最好的一支队伍。

　　　　　　中南回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中南位于大后方与敌占区的交界地带，华北沦陷以后，日本法西斯向中南“扫荡”，回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展开了“反扫荡”。在河南，不少回族爱国青年弃笔从戎，纷纷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冒着生命的危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时，也有不少人留在回族聚居区积极组织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水东特委书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游击队政委马庆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南阳县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建立武装，积极参加抗日斗争。黄池陂村回族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昂，日本侵略军妄想消灭这支回族武装，虽然多次向黄池陂发动进攻，但始终未能占领该村。当时，黄池坡成为南阳地区抗战的一面旗帜。在湖北，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为了动员回民抗日，一批回族人士，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同年10月改名为“回教救国协会”（1943年又改称“中国回教协会”），以白崇禧为理事长、孙绳武为该会主要成员，引导各地回民积极抗战。在广西，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钦州湾登陆，很快就攻陷了广西南部和广东西部沿海地区，在南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 分校学习的回族学生被编为一个回族大队，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到战区报到，投入战斗。战乱期间流迁于桂林的成达师范学校，在教师的思想教育下，爱国热情高涨，学生自觉地为抗战做宣传、办墙报、画漫画、写大标语，并上街头讲演，揭露日寇罪行，号召抗战到底，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唤起民众，为抗战作出积极的贡献。

　　　　　　华东回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华东沿海地区从明代以来就受到日本倭寇的搔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加紧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灭绝人性的暴行，使华东各族人民遭受着空前的灾难。1932年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近代富甲江南的金陵蒋氏回族蒋长泰动员子媳、女儿，赶制丝棉背心分送抗日军士，其妻杨氏变卖金饰以助军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不少回族青年如丁世贤、沈翠娥、沈瑛、沈洁、李鸿鹏和石磊等离沪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大新公司的第一个党员和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回族梁瑾瑜根据党的安排到苏、常、太地区开展工作，任地方武装常备队队长，1941年任区委书记，在与敌人激战中被俘，英勇牺牲，时年21岁。1937年10月26日～30日，谢晋元团坚守在四行仓库与日军周旋4天4夜，孤军抗拒数万日寇，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我国抗战史上写下了震惊中外、可歌可泣的一页。回族张秋明是800 壮士的幸存者之一、四行仓库战役最后撤退的轻机枪手，当时他藏在仓库里的麻袋包中。用机枪和手榴弹伏击包围上来的日军，打死许多敌兵。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在他前方爆炸，将他的手臂炸断，面部炸伤，当场昏死在战场上，后被救护队送到国际红十字医院抢救、治疗。在医院里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被他的英勇事迹感动，结为至交，张秋明被当时报纸誉为“独臂勇士”。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骄横凶残进行讨伐，《申报》代理总编辑、回族著名人士伍特公撰写多篇有关抗战的社评，遭日军通辑。我国近代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之一的哈德成在“八一三”事变后，四处奔走，组织人力，成立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及太仓路清真寺第2难民收容所，努力为难民筹募粮食、被服及生活用品。 日寇侵占上海后，素知德成阿訇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威胁利诱，妄图使阿訇就范，为其所用，但哈德成阿訇决然离开上海远走云南。

　　安徽回族人数不多，但回族武装的斗争却威震敌胆。1938年，新四军2师从大别山转战到皖东津浦路西，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1940 年初2师派龚胜、陈先二同志到定远县王回岗回民聚居的地方， 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群众抗日，在这里成立了二龙乡人民政府，建立了工、农、商、青、妇等抗日协会。1941年，日伪军联合对我皖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当敌人进入周家湖时，受到青年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的迎头痛击，使敌未敢深入。1942年二龙乡改组为回族自治区，青年自卫队也改编成一支回民武装队伍。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1943年春季又组建清真营，下设两个连，90％以上系回民，仍属地方性武装，由正规部队派遣一位有作战经验的张绍文同志担任营长，自治区党委书记白之义（回族）同志担任政治教导员。清真营的建立使二龙回族人民，改变了乡勇游击状况，成为正式人民军队，他们多次出击，偷袭敌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1944年春，清真一、二连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在日伪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出其不意，多次偷袭成功，打得敌人胆颤心惊，以后小股日伪军再也不敢到处骚扰，清真连的英雄事迹在根据地广为流传。

　　在抗日战区还有一批起特殊作用的回民商队，在抗战区物资紧张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抗战区紧缺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蚌埠回民约有500多人， 成群结队搞贩运，将敌占区工业品巧妙地运至五河县境四铺等回民集居处，转往皖东、苏北等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安庆回民约有一二百人贩运敌占区物资，一部分走西路沿皖河至怀宁县江镇，一部分出北门至龙山脚下的宣家店，两地皆为游击区。根据地军民通过这些途径得到他们紧缺的物资。定远县回民多是肩挑、驴驮、翻山越岭把紧缺军需物资运到新四军藕塘根据地，张云逸副军长称他们是“半抗战”，赞誉他们为抗日救国出了力。嘉山县横山乡、固镇县任桥集都是回民集居地，在抗战时为津浦铁路线路东、路西段两个地下交通要道，这里的回民亦为掩护我地下交通人员、新四军伤员，筹集根据地资金和物品，付出了不少代价，做出了很大贡献。

　　　　　　西南回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期间，回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精神，在各个阶层、各个地区都有广泛的表现。在大后方的西南，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回族中的爱国志士也成立了“四川回民抗敌后援会”，在1937年12月向各界发出通电表示，为争取抗战胜利“誓率全川回民枕戈待命”，后来又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四川分会”，领导四川回族积极抗战。在云南，滇军60、58、新3等3个军中的百余名回族儿女，在马继武、桂协华等回族将领的带领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血战台儿庄”和其他战役，与各友邻部队一道，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马继武部1084团第1营第2连有回族战士130名， 在保卫台儿庄战役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云南回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随军抗日，进行宣传、慰问和救护工作的云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的60名女战士中有6名昆明回族女青年，即马少良、沙英华、李淑珍、马如琴、撒明腾、马玉仙。其中马少良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后，又奔赴延安，进一步接受党的教育，是当时云南唯一赴延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女青年。1942年，为了反攻滇西，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黄杰邀请滇西视察专员沙国珍（回族）在军部任高参，第6军成立随军“海外战地工作队”，由沙主持招收滇西一带懂缅、印、泰语的回族青年近百人参加，沙推荐马恒丰任队长，这支队伍后来在前线与各军共同抗日。

　　西南回族健儿在积极参加抗战的同时，还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在云南除利用各地清真寺和《清真铎报》宣传抗战，表达回民拥护抗战的迫切心愿外，大批回族青年学生，纷纷走出教室，进行抗战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北回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西北位居内陆，日本法西斯企图在西北也搞一个“满洲国”第二的“回回国”，但却出乎他们的预料，在西北回民中找不到他们的代理人，其“回回国”的梦想成为泡影。相反，日本法西斯的侵华行为激起了西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怒潮，他们为支援前方、巩固后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回族将领马步芳派暂编第一师，由马彪任师长，率军出征。1939年该师调至河南周口至皖北界首黄泛区防守，驻淮阳日军进犯，马秉忠旅长率部迎击激战，中弹身亡，部队仍顽强战斗并派骑兵迂回包围，迫敌溃退。后来又奇袭日军，打死百余名敌人。1940 年该部在豫西整编为中央陆军骑兵第8师，马彪仍任师长。3月调至皖北，9月间该师派兵进蒙城涡河北岸龙岗镇，日寇向其进攻，经过反复战斗，打死敌军数百名。该师又派骑兵渡河至北岸敌后迂回袭击，敌人死亡甚众，不能拖走的尸体割臂持去，从此西北回军声誉大振。抗战时期，任国民党绥西防守司令的回族将领马鸿宾，命令第81军35师4个团，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命令直属骑兵师开赴绥远西部抗日前线参战。曾在临河的乌拉脑包之役首战告捷。乌布浪口、四意堂战役失守后伤亡惨重，马鸿宾得知战败便亲临前线收容，整顿部队补充装备，命余部守住地方，保护老百姓，协同傅作义部队继续与日寇作战。国民党回族将领们的抗战，为国为民立下了功勋，受到抗日前线军民的称赞和八路军领导机关的关注。

　　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2月26 日延安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推选金浪白、马寅、邓文良、马青年、苏冰5人为理事， 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1940年3月10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阴谋， 扩大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斗争的影响。 ”1942年3月，关中成立了回民救国分会关中支会，5月又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关中分会，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兰州，抗战爆发后，成立了中共兰州回民特支，鲜维峻任书记、马明德任组织委员、杨静仁任宣传委员，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兰州回民特支以“伊斯兰学会”和“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名义，公开编辑出版了进步刊物《回声》，进行抗战宣传；还办壁报，举行报告会，给受灾回胞募捐等。兰州回民抗日救亡的这些活动，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正如当时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回民参加救亡的积极与内部团结精神，在每一个行动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牺牲、战斗精神与顽强性。”在西安，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成立了陕西第一个“西安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先生被推选担任会长，在组织抗议日寇侵华游行、宣传抵制日货、为东北抗日将士募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西安回族群众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 随着日本侵华空军滥炸西安的事接连发生，马德涵、马图轩、马生金、马士年、马存祥等人组建“西安回民救护团”，以清真寺为单位各设分团，为日机空袭下西安回坊群众免遭更大的伤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8 年9月13日，陕西回协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抗战“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国民党政府献旗和向各界发出坚决抵抗日寇的通电外，还一致提出了“通电全世界回教徒共同声讨暴日”、“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等提案的《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在宁夏，伊斯兰教经学家虎嵩山专门书写印刷了阿汉对照抗战祈祷词，分送各清真寺，在主麻日为抗战胜利而祈祷。在包头，穆生荣等成立“西北回民救国会”，发布《告西北同胞书》，呼吁西北回民踊跃输将，自动捐助，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亡。在新疆，成立于1934年的“回文会”，除兴办教育外，还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回民给抗日前方战士捐献救护物资；马良骏阿訇以70岁高龄提出参加抗日战争。

　　西北回族抗日民气高涨之所及，连地处甘肃洮州“西道堂”的女孩子们也唱起了抗日救亡的校歌：“洮水涌、朝日临，回民儿童的大本营。说的中国话，读的中国书，我们不讲狭隘民族，我们不分任何界限，过去的畛域完全要把它划除。读书是天职，扫除边区的文盲，同学携着手，向前进！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拚掉敌人的头，将来献给国家民族，将来献给国家民族”。充分表明了回族抗日的决心和斗志。

　　　　　　海外回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不断派遣浪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的真实情况，骗取各国同情，而我国在中近东则缺少争取国际舆论的活动。回族留学生在留学途中开演讲会宣传我国抗战的意义，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开中国文化讲座，积极宣传中国抗战，使伊斯兰世界对我国的抗战有了了解和同情。中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回民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组织“中国回教近东访回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中国回教朝觐团”等爱国团体，利用出访之际，揭露日本侵华事实与觊觎边疆之阴谋。1938年2月， 在麦加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上，我国伊斯兰教“四大阿訇”之一的达浦生，用阿位伯文撰写《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都来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此文在埃及《金字塔报》全文刊载，并译成印度文，在伊斯兰国家传播，引起各国伊斯兰人士的重视和关注，加深了对我国抗战的了解。当时与会代表及群众达15万人，达浦生教长在大会上和其他代表共同揭发日寇侵华罪行。并与冒充穆斯林的3名日本浪人展开舌战， 使浪人丑态毕露，大张了中国的声威。

　　1939年西北回教同胞朝觐团，由于日本侵华，海路受阻，他们从青海出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麦加。在朝觐期间，他们与留埃学生朝觐团等爱国人士相配合，“强烈地表示中国全体回教徒决心抗战到底”。当时日伪派遣回教代表唐易尘等5人前来参加朝觐， 西北朝觐团回胞即与其他爱国人士“共同予以警告，监视其行动，直到他们离开麦加为止”，他们的爱国言行，受到阿拉伯当地人民和广大朝觐穆斯林的支持。回族在海外的爱国行动，宣传了中国抗日战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体现了回族对祖国的忠诚和各民族在抗日救亡立场上的团结一致，同时增进了同亚洲穆斯林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综观回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方式多种多样，有党领导下的，有自发的，但多数都是在国共两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组织的。回族和其他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在每个抗日战线上，正规军与游击队中，以及一切抗日团体与抗日工作中，处处都看见回族同胞与非回族同胞亲密地站在同一战线上为保卫祖国，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战。”可以说，抗战时期也是回族有史以来最活跃、最豪迈、最富于进取的阶段。他们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生存，抛头颅洒热血，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战斗，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甘肃民族研究所编：《回回民族遍华夏》。

　　3.贾瑞梅、郭林主编：《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庞士谦著：《埃及九年》。

　　5.第七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部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