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学院»位于《圣体圣事的辩论》对面的另一个杰作是“哲学”圆拱之下的古老智慧的象征——《雅典学院》，它与上一幅壁画之间具有“神学”与“哲学”理念上的连续性。

在台中工作几年之后，我在台北总主教区的牧灵中心，Cursillo运动工作，负责修建中心大楼等等。之后，又在罗马7年，任圣母圣心会的副总会长。在此期间，我也参加了有关中国的国际研讨会。

道教和汉传佛教则是汉晋时期民间新兴宗教运动的产物，它们逐渐从挑战儒教转向与现实社会秩序相适应，从而相继获得了主流社会认可。至南北朝时，中国形成三教并存格局，此后逐步成为稳定的传统。

本人已多次，而且最近更于「活于感恩祭的教会」（EcclesiadeEucharistia）通谕，秉承教父、历届大公会议和历任教宗的教导，诚邀教会对感恩圣事多作反思。

马相伯得知后，即刻派人把他招来，免去他的学费和膳食住宿费用，让他在天主教会所办的震旦学院就读。于右任非常感激马相伯的知遇之恩，同时受到天主教会文化的熏陶，对教会深有好感。

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振兴了教会。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扩展阅读《现代》47-52)大公会议将婚姻解释为共同生活和相爱的团体，重申爱是家庭的核心，夫妻真正之爱意味着彼此的自我交付，而且涵盖和整合了性与情感的层面，与天主的计划呼应。

今天，我们也按照优良传统，以特殊的方式与君士坦丁堡的大公宗主教区团结合一。伯多禄和安德肋是兄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在各自的节日上进行兄弟般的互访。

自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以“赶上时代”为口号，却放弃了“信仰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们中间的“专家”、“学者”、包括有些主教神父们，花很多的时间学习各种社会学科的知识，而在自身的信仰和圣经灵修等方面

但可惜的是，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等颠覆性和毁灭性运动，致使灿烂的祖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