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棠、刘平译，《谁需要神学》，1-11。]本文关注的是系统严格的神学教育，但对神学的界定是广义的，牵涉到生命经验中任何关于神的思考与探究。[同上，2-3。]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成年修道的就只出过吴历、刘蕴德、万其渊、陆征祥四位神父和徐诚斌主教等不多的几位，前四位还都是半路出家的。

1698年，郭弼恩神父（CharlesLeGobien）在巴黎出版了一个重要著作，它以此前不久刘应神父（ClaudedeVisdelou，殷铎泽神父一度在杭州的下属及合作者）寄到法国的“忠实回忆”为基础

他们深知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佛教徒占着惊人的数字，如果要奴化中国，就必须利用佛教收买人心，因此每到一地，都要成立省、县、乡、村各级佛教会，以之为加强奴化统治的机构。

著名的历史学家，《剑桥中国史》两位主编之一刘广京在专门研究美国传教士的哈佛论文集序言里说：一百多年来，许多美国传教士去中国，在中国生活；今天很多美国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去中国，去告诉中国人、教中国人要信什么

听说这里的一座教堂里，安葬着一位让人景仰的现代圣人达弥盎神父，于是我特别请求在鲁汶学习即将毕业的太原教区刘神父陪我前去拜谒。

《四库全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6.刘歆著，《山海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7.袁珂著，《古神话选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下午，主耶稣在离耶路撒冷约十一公里的厄玛乌村，显现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叫克罗帕。当时他俩满睑忧郁，主耶稣便将经上梅瑟和众先知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于是心里渐渐地火热起来。

[19]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民族出版社1998版，第16页。[20]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

在我的家乡喀左县山湾子村教友们就非常喜欢“信德”，“索阅”数量也比较大。雷世银神父（四川乐山教区神父）关于这次在北京参加学习的感受，我真是一言难尽。对我们中青年司铎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和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