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中国而成为中国人

引言

    6月24日，是洗者若翰诞辰，同一天也是雷鸣远神父，这位一生热爱中国的传教士逝世75周年。雷鸣远神父曾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他，推动了中国教会本地化和中国国籍主教运动；他，为能更相似中国人，放弃了优越的欧洲身份而加入中国籍；他，为能辅助国籍教区，创立了耀汉、德来两个国籍修会；他，抗战时期身先士卒，带领会士和教友组织救护队和野战医院奔波在抗日前线。

雷神父的圣召与中国

    雷鸣远神父（Frederic Lebbo）1877年出生于比利时刚城的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家庭，出生的第二天，就在圣玛尔定堂领受了洗礼，圣名味增爵。雷鸣远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三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比他小一岁的弟弟雅德连（Adrien）后来加入了本笃会，妹妹丽西（Lizzy）后来加入了英国的奥斯定女修会。
    雷鸣远11岁那年，他的母亲带着弟弟雅德连和他去拜访仁爱会嘉美修女，在母亲和嘉美修女谈话时，另一位修女为了让雷鸣远和他弟弟不来回跑，就给他一本在中国殉道的圣人董文学的小册子。他被董文学在中国的事迹所感动，也感受到了天主对他的召唤——做一名去中国传教的传教士。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从报刊杂志上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18岁时加入遣使会，开始了他的修道生涯。

天津的传教硕果

    1901年，雷鸣远来华传教，同年在北京晋升为司铎，并被派往京东一带传教，曾任涿州、天津小韩村、大古屯、天津望海楼本堂、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神父以圣保禄宗徒“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为赚得一切人”的传教方法在天津传教。他到天津后的第一件事就去掉当时在天主堂里悬挂的法国国旗（由于当时法国保教权，在中国的一些圣堂悬挂法国国旗），改换中国国旗，并向教友们宣讲要爱护自己的国家，这是天主十诫的第四诫所要求的。在传教方面，雷鸣远神父具有“先知性”的神恩，能够发现时代的讯号。
    在天津，雷鸣远神父创办讲道所，每天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宣讲福音，雷鸣远神父认为要想让中国家家户户都能够了解到教会的思想和基督的福音，就必须创办一份天主教报纸。他先创办《广益录》，后创办《益世主日报》，1915年改为《益世报》，为中国教会第一份日报。《益世报》与《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被称为当时的四家大报。《益世报》以基督福音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在老西开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及在抗战中，《益世报》以爱国的思想传递着社会正义，大力宣传保家救国，1937年日本占领天津后被迫停刊。后又在北京、重庆等地复刊，1950年宣告停刊。
    在天津传教期间，雷鸣远神父除了成立讲道所和创立《益世报》外，另一举动就是兴办教育和成立“天主教全国公教进行会”。天津教区成立后，雷鸣远神父一个新的憧憬就是兴办一所中学，甚至大学。在这之前雷鸣远神父在涿州传教时，曾成立教理中心和男女师范学校各一所，由于种种原因，学校最终停办。在天津召开公进会全教区会议时，雷鸣远神父和大家讨论创办学校问题，无论在都市或在乡下，都需要有完全小学，此外还应该有一个中等学校，如果可能的话，大学自然也可以包括在内。
    雷神父写信给自己的弟弟伯达请求帮助，得知马雷苏本笃院有可能在中国建立一座学校;他也写信给在英国圣奥斯定女修会的妹妹，要求她们。
    在天津成立一个女子中学。雷鸣远神父在天津传教期间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打成一片，在各处宣讲，这就是雷鸣远神父在天津的努力，改变了当时天津社会各界对天主教是洋教的看法。
    在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和解成编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记载，1903年天津教友人数为三千人，到1912年天津教友人数已达到三万四千人，在雷鸣远神父传中记载有全村归化的事实。从1903年到1919年期间，在天津最有影响的传教士就是雷鸣远神父，相信天津教区的成立与雷鸣远神父在天津的努力有一定的关系。
     
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奋斗一生

    雷鸣远神父在中国传教的时代，中国教会各个教区都是外籍主教。又因当时法国的“保教权”，使得大多外籍传教士在中国人前表现出西方的优越感，认为中国人没有资格做主教。雷鸣远神父看到当时的这种情况，他认为要想使中国人皈依基督，必须让中国人来管理中国教会。他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雷鸣远神父在天津传教期间，老西开事件爆发。在老西开事件中，他站在正义的立场，替中国人说话，触怒了法国领事，领事给主教施压，使得雷鸣远神父被调离天津，甚至被迫返回欧洲。
    教会福传的一大特色就是教会本地化，培养本地神职，建立地方教会。但基督福音传入中国以来，除罗文藻主教外，200多年来，中国教会在没有第二位中国籍主教。雷鸣远神父觉得当务之急就是推动中国籍主教的祝圣。为此，他曾写万言书给教廷，陈述中国教会的情况，并催教会当局早日祝圣中国国籍主教。《夫之大》通谕的颁布肯定了雷鸣远神父的思想。
    但谁说这不是天主的旨意呢？正是因为雷鸣远神父回到欧洲，他才能奔走于法国与罗马之间；也是在欧洲期间，他服务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为他们成立学生团体；更是在欧洲期间，他有机会给传信部报告中国教会的事情，并向教廷呈报了中国国籍主教候选人名单。在欧洲期间，他还得到教宗本笃十五世召见。雷鸣远神父和那些爱中国教会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教会一个里程碑的事件，1926年10月28日，教宗比约十一世在梵蒂冈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了六位中国主教，雷鸣远神父受邀参加了祝圣典礼。这天也是雷鸣远神父晋铎25周年银庆，这是天主给予他最好的生日礼物。今天的中国教会已实现了“中国归中国人”，这是雷鸣远神父和所有爱中国教会人士努力的成果，但雷鸣远神父的另一个目标——“中国人归基督”，今天的每一位中国教会的一员都要继续为此努力。
    
雷鸣远神父精神的传递——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

    教宗比约十一世的《圣教会以往的成绩》通谕（RerumEcclesiae）,通谕中非常关心传教工作，教宗在这通谕中希望修会本地化，能创立本地人的修会。雷鸣远神父不仅推动了中国国籍主教的诞生和国籍教区的成立，他看到刚刚成立的教区的需要，创立了四个团体，分别为辅助传教会、鸣远国际服务团、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辅助传教会与鸣远国际服务团在比利时成立，旨在到传教区服务。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均创立于安国教区（今属河北保定）。
    “耀汉小兄弟会”奉洗者若翰为主保，以效法耶稣基督前驱的刚毅奋勇的拓荒精神，并以“强者得之”（玛11：12）为修会的标志。若翰改为“耀汉”，以示光耀中华之意。宗旨是“苦修成圣，以便荣主教人”，故此以“在家苦修，出外传教”的方式度默观祈祷及传教的生活。修会的精神具有三大特色：①家庭化——会员情同手足，不分阶级。②本土化——会员无论在哪里皆须适应当地的文化风俗，并力促教会本地化的实现。③时代化——成员负有时代的使命，适应时代潮流巨轮的转变，负起领导改善社会的职责。其灵修生活是奉行会祖的三个神修纲领“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终生戒烟酒，在会内常年守小斋。
    德来小妹妹会奉圣女小德兰为主保。将德兰改为“德来”，语出《论语·季氏篇》“修文德，以来之”，并以此句为修会的标志，其意为修炼文才圣德以使人来归，标示着传教的方式与志向，不只使人加入修道行列，更意味着使人加入基督羊栈之意愿。其宗旨、精神及灵修生活均与耀汉小兄弟会一样。

在教会礼仪本地化方面的贡献

    雷鸣远神父在中国教会礼仪本地化方面的一大贡献，是他对中国致命真福敬礼的推动。在中国圣人敬礼方面，雷鸣远神父于1929年就积极地开始推动敬礼中国致命真福。雷鸣远神父所创立的耀汉会会士们的会名全部取自中国致命真福。
    雷鸣远神父所创立的国籍耀汉和德来会是推动中国圣人敬礼和礼仪本地化的修会。雷鸣远神父当时绘制了很多中国殉道真福的画像并书写了他们的简介。如：张大鹏、赵荣、何开枝、刘文元、易贞美等，这给后来写中国殉道圣人的传记留下了可贵的资料。台湾出版的中国殉道圣人传记的序言中提及了雷鸣远神父在推动中国圣人方面所做的贡献。
    在曹立珊神父写的《春风十年》中记载了一段这样的事实：在殉道真福赵荣的纪念日的前一日，雷鸣远神父路过一个堂区，本堂神父邀请留宿，雷鸣远神父说：“明天是中国圣人的节日，我需要回修会庆祝”。雷鸣远神父对中国圣人的敬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开始了。
    在礼仪方面，雷鸣远神父推崇中国教会礼仪的本地化，也注重用本地语言来举行礼仪。当时举行弥撒圣祭用的是拉丁语，神职人员念的日课也是拉丁语。雷鸣远神父把圣母小日课翻译成中文，并结合华调，编辑成耀汉和德来会的祈祷经文；在歌曲方面，耀汉和德来会的中文圣母小日课、部分大日课、弥撒经文及圣体降福经文的歌谱，都出自雷鸣远神父之手。雷鸣远神父在耀汉会和德来会中，以中文罗马日课为正式日课，他自己请人尽量翻译祈祷经文，给修会会士在大礼弥撒中咏唱。他预定在翻译成功后，向罗马方面申请批准，以代替拉丁文，然而在他生前未能完成。
    在圣人的译名方面，今天的华人教会出现很多的版本，台湾的教会为推动本地化把圣人名字翻译简单化，如：文都拉翻译为文德、则济利亚翻译成采琪、依搦斯翻译为雅妮等，若翰翻译成耀汉，有复兴中华民族之意。德肋撒翻译成德来，来自《论语·季氏篇》中“修文德、以来之”，“文德”可指大学中的八德，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可以指中国文化中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样的翻译给德来这个名字加上更深和更广的含义，更符合小德兰的生平事迹及其美德。而大陆教会还运用传统的译法，港澳教会又有他们的圣人译名，这些翻译导致华人教会在圣人的译名上的不统一。

雷鸣远神父的墓地

抗日救国与成圣

    早在天津传教时期雷鸣远神父就宣讲爱国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职责，也是天主十诫第四诫所要求的。抗战时期，雷鸣远神父曾率领修会会士和教友到战地去救护伤兵。卢沟桥事变后雷鸣远神父再次组织修会会士及教友三百余人，成立天主教救护队到战地去救护伤兵。而且雷鸣远神父曾在报纸及电台宣讲爱国和救国。一教会学校请他作三天的灵修指导，他以成圣为主题，以圣女贞德为榜样，解释爱国、救国也能成圣。
    在太行山和中条山，雷鸣远神父以基督福音精神，服务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兵。在雷鸣远神父传记中记载，有一个姓张的士兵常和雷神父及修士们在一起。一次战役中这位士兵被炮弹击中，临死之前他要求雷鸣远神父给他授洗，雷神父给他起圣名保禄。在他咽气的那刻雷鸣远神父说：“张保禄我们天堂上见”。在中条山雷鸣远神父被称为“十二师之父”，他的“爱国和救国”精神鼓励了十二师的士兵们。当时在士兵中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有雷神父在我们不怕，伤了有他的救护队，死了我们能升天堂”。

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雷鸣远神父曾说：“我为爱中国而生，为爱中国而死”。他不只是说说而已，的确也做到了。他虽然是比利时人，但在中国四十年的传教生活中，他处处表现出自己是中国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雷鸣远，他穿中国服装、学习中国语言，每天看四书五经，坚持用毛笔写字。为了更像中国人，他要德来妹妹的发辫带在头上（时中国男人都留发辫）。为了真正使自己属于中国，他放弃了欧洲身份，选择加入中国籍。除了不能改变的蓝眼睛和高鼻子外，他都在努力使自己相似中国人。抗战期间一位记者到战地采访他，他幽默地说道：“不要看我的鼻子，不要看我的眼睛，要看我的赤心，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就连在他死前因黄疸病他的皮肤变黄时，他幽默地说：“这下我的皮肤更像我们中国人了。”“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这是他逝世后国民政府颁赐给他的挽联。

死而不已的雷鸣远神父

    雷鸣远神父说：“我是死而不已，我死后还要为中国的复兴祈祷”。圣女小德兰撰写的“我死之后，便降到世上，协助传教士”的词句，由雷鸣远神父谱上曲，德来会如今还颂唱这首歌曲。
    雷鸣远神父生前走过中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临终前他抱病去重庆，并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当时重庆对雷鸣远神父还很陌生，但今天，重庆教友把他当作圣人来敬礼，常到他墓前祈祷，因他的转求也有绝症被治愈的圣迹。他的精神，今天仍在影响着重庆的教会，每年的6月24日圣若翰诞辰节日，教友们都会到他墓前去祈祷。
    赵雅博在雷鸣远神父传中曾感慨道：“他爱中国爱疯了！”是啊，爱，使他近乎于疯狂。正是因为雷鸣远神父爱“疯”了，所以他为中国奉献了他的一生；正是因为雷鸣远神父爱“疯”了，所以他选择成为中国人。
    “史者，镜也。”雷鸣远神父是一面镜子，一面在中国反映基督光芒的明镜，他的一生正如圣保禄所言“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为中国教会奉献了他的整个生命，堪称为“基督的忠仆，中华的使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