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讨当代世界秩序与宗教关系

    信德周报（北京讯） 11月22-23日，以“当代世界秩序与宗教关系”为主题的第六届“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围绕“宗教对话”、“新地缘政治”、“一带一路”、“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四个议题展开讨论。

会议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教授认为，“通过研讨，使研究的主题，在对话中不断延伸和深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宗教，增进政界、学界、教界之间相互认知和理解，发挥宗教界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指出：“历史中的基督教在逆境中的发展往往是其常态，其影响当代世界的神学之一就是‘希望神学’。……基督宗教突破在中国的发展及认知困境需要抓住当前的一些重要机遇，有所作为。”他同时认为：“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基督宗教的中国化给基督宗教带来了积极参与、贡献智慧的机遇。”
    香港原道交流学会蔡惠民神父对“基督宗教”、“中国社会”、“宗教与政治”等关键词做了深入的解读。他指出，宗教是帮助人类跨越自己走向他人的桥梁。宗教境界越高的信徒，其胸怀必越包容。最后，他转达了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对研讨会的关心、问候和美好地祝愿。
    河北信德文化学会张士江神父指出，我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面对“中国威胁论”，唯有教宗方济各力排众议，敦促国际社会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教宗方济各已成为了“一带一路”上链接中西方的现代利玛窦，他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和对中华民族的深情厚谊，弥足珍贵。张神父同时强调：无论“中国梦”，还是“一带一路”，抑或“核心价值观”都是习近平主席伟大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新举措、新构想。宗教界要积极参与，并要积极响应习主席提出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号召，发挥宗教自身优势作用，从信仰动力层面贡献国家和人民。

国际秩序与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议题是本次研讨会上受学界、教界和政界欢迎、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之一。研讨既从国内外的学术层面和宗教团体自身层面，也从政教层面以及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层面同时展开。对话这个题目几乎从始至终贯穿本届研讨会场上和场下的讨论及交流之中。
    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从现象观察（宗教何以成为全球问题）、学术反思（如何深描宗教现象）、问题意识（宗教对话难题何在）三个维度及问题，分析了宗教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中国宗教在世界、天主教在中国应扮演的角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晏可佳所长形容宗教界内部对话和学术界宗教对话犹如两条平行的铁轨一般。前些年一批知识分子在讨论宗教是否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过程中在国内开启了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对话、宗教与社会的对话。
    香港华仁书院周守仁神父认为，那种“彼此尊重”和“对等的伙伴关系”及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的对话非常重要，是对话的基础。同时，神学也是可以从后现代的资源去重新反思自己或反思整个世界的。
    在开幕式上卓新平教授指出，世界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对话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的经验。讨论期间，香港陈剑光牧师认为香港六大宗教团体的对话经验，属于宗教团体之间的自发行为。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韩德力神父指出，梵二大公会议后，教会非常重视对话，开展了包括与无神论者的对话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对话。中央统战部二局前任局长赵学义先生回忆国内政教双方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对话情况时说，中央统战部和有关部门曾多次邀请五大宗教团体领袖赵朴初、丁光训等一起坐下来，平等对话，讨论内容包括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
    多位与会人士认为，宗教对话要激发宗教信仰者的主动性，让他们自觉地从封闭、自恋、胆怯的状态走向开放，做与社会人群积极相遇的团体。
    在闭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教授指出，会议中“宗教对话”一直是一个核心词。正如教宗所说：“对话并非意味着双方相互妥协，对话就是承认差异，然后在差异当中同行。”因此对话是整个世界、整个教会应该分享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品质。在所有对话中希望用我们的方式参与，让问题得到解决，让社会发展得更好，这既是神学的期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期待。

新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博士系统地分析介绍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与机构的定位、差异与关系，使大家对天主教会的中枢权力机构有了更系统的理解。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韩德力神父从信仰层面回应指出：“教会使命就是传播爱的福音，鼓励人以爱为生活的方式。耶稣选十二门徒，并拣选了第一位教宗，他领导的是信仰人群，信仰的核心是爱人如己，服务社会。”
    中国天主教神学委员会谭立铸博士以“地缘政治之外：在难民（移民）中的天主教”为题，对难民（移民）的政治理解和现状，及教宗方济各2016年的言行进行反省，认为“难民（移民）的问题其实使我们自己，使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互相依存的状态，让我们重新反思西方现有的政治观念和制度。”
    在新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本届研讨会讨论的话题之一。上海天主教德语团体柏寒夕神父、香港浸信会大学谭翼辉博士，阐述了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中所涉及的巨大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计划，从更进一步的意义层面上说，“一带一路”战略也带来了宗教和神学层面的蕴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名誉研究员陈剑光牧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着众多宗教，面对着很多与宗教有关的挑战。周守仁神父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必将为中国与沿边一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创造机会。不过，这些新的合作方式无法避免文化、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甚至宗教冲突的挑战。”面对一些可能出现的失误，陈剑光牧师认为，“台湾、香港等地宗教‘走出去’的经验值得大陆宗教界借鉴。”
    来自国内外的70多位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香港中联办、河北和邢台等地民宗部门的荣休和现任等政界领导、大学、社科研究机构学者专家等学界朋友和基督新教、天主教界的神长教友及学者为代表的教界及媒体界的朋友参加研讨。
    此次研讨会得到了香港原道交流学会和南京教区的支持。

学者之声

 

晏可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会议本身很有价值，它是连续性的，同一个主题——“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及影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关注大的问题展开深入研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各地都有这样的尝试，但信德文化研究所在这方面领先，曾于2002年“宗教与环保研讨会”时就邀请五大宗教朋友探讨宗教对话的主题，并做到了持之以恒。本次会议本身的立意和起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
    这次会议代表了天主教会自身的思考——宗教跟社会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良好关系？也就是说，如何在和谐社会当中起到更好的作用。这是这次会议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观感。
    会议的形式相当不错。有些老师的发言没有直接提到“对话”，但两天的会议当中，各个版块其实都在讨论“对话”的主题，而且在宗教对话上面有所深化和延续，非常有价值。大家都抱有良好的意愿，深入思考，表达期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而且此会议有政界、教界、学界共同参加，类似的会议，至少在天主教当中还不多见，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多多加强，继续开展这种交流和对话，一是宗教与社会（学术界）的对话，一是香港和大陆的对话，这种模式，具有启示和借鉴的作用。
    对于历史我们要抱着一个实事求事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肯定特别是在中国近代，不仅是天主教传教士，还包括整个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也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对新中国的新政权有敌对的态度和做法，这都是客观事实。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天主教到中国来，在文化上，包括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绘画、建筑等方面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两方面都不可忽视。今天我们考虑中国天主教的发展，要基于历史客观事实来进行思考，不能用一方面否定另外一方面，既防止左的思想同时也要防止右的思想。当然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评价很困难，但也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学界该做一些努力，与政府部门和教界多交流多沟通，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认识，在一些基本点上应该毫不含糊地形成共识，这是可以做到的。学术界的讨论应当继续，但是几个节点，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在此基础之上，在一些主要、重大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我们才可能推动天主教自身的发展和宗教研究的进度。
    谈到一带一路我认为，1、作为国策，它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所交集，与天主教也会有所交集。
    2、一带一路对教会本身来说如何夯实自身的基础，对所有宗教来说都是如此。中国天主教在发展中的经验，在一带一路中成为一种宣誓和平开展对话，还包括天主教特别强调的社会原则，都可以做出相应的贡献，在过程当中也可以体现宗教中国化的一个方向。
    另外一面，我们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同时也从兄弟教会中吸取发展教会现代化的一些经验，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总之，我们教会要把自身建设做好，把自己做强，发挥所长，弥补所短，不断地发展。我认为领洗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教会自身的质量才是重中之重，天主教讲作光作盐，一粒盐就能发挥作用，一点光就能照亮整个房间。

劳启明先生：（香港商赢有道协会有限公司主席兼联合创办人）
    我感觉这个会议非常好，在宗教跟政府双方的交谈中我们可以考虑政府的政策、社会问题，大家可以互相沟通。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宗教用“爱”来传递爱的信息，一切以爱为出发点。在互相交谈的时候，表达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最终我们都要以爱来看这个世界，处理问题。今天我们所说的宗教冲突，如果大家都以爱为出发点，是没有冲突和打仗的，耶稣也不是用打仗的方式来传教和处理问题的。交谈中，世俗的层面是可以妥协的，但遇到核心问题就很难妥协了，例如：打胎和同性恋的问题，这在某些国家是合法的，但为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宗教不许堕胎。婚姻是一个制度，一男一女繁衍后代，同性恋违反婚姻观。但是宗教和政府都可以达到求同存异、互相理解、明白对方的立场，共同生存，不互相攻击，以达成和谐社会。
    从会议中我看到，宗教、政府双方可以交谈，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不能绝对化，需要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在旧约里有奴隶制度，耶稣时代也有奴隶，虽然他们是奴隶，但我们仍会爱他们，凡事从爱出发，爱可以超越制度，用爱来超越一切事情。

 

张志刚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
    本届研讨会有双重学术立意，它们都很重要，充分凸显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是，和往届研讨会一样，继续探讨“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及其影响”；二是，进而把这一会议主题纳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与宗教关系”的开阔视野来展开研讨。为什么这么充分肯定以上两重研讨立意呢？我认为，在人类目前所生活的“全球化时代”或“地球村”，世界上的各大宗教都不能不面对一个颇有挑战性的课题，这就是：如何化解文明冲突，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宗教对话，改善宗教关系，重新思考各大宗教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国际学术界的宗教研究理论与方法，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所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一直关注国际学术界关于宗教对话的最新理论动态。中外学者一般认为，现有的宗教对话观主要有三种，即宗教排他论、宗教兼并论和宗教多元论。通过考察近些年来的研讨进展，我又概括出两种新的宗教对话观，即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在我看来，这两种新提出的宗教对话理论或称宗教对话模式，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世界宗教对话的最新尝试，这就是更加关切各大宗教在全球化时代应当担负的“道德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譬如，宗教实践论的提倡者保罗·尼特（Paul Knitter）把古希腊以来的实践哲学的真理观引入了宗教对话领域，他强调指出：所谓的“真理”是用来改变世界的，而人们总是通过实践来认识真理的，“宗教真理”也是如此。无论哪种宗教传统，都必须面对“苦难的现实”；无论拯救、觉悟或解脱意味着什么，都必须对“人类的苦难”有所回应；无论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等，假如他们的任何信条可以被当作忽视或容忍“人类苦难与地球苦难”（这两种“苦难”意指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两大危机或困境，“人类社会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的理由，那么，此类信念便丧失可信性了！这就是说，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诸多难题、挑战、困境或危机，特别是国际社会上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现象，各个宗教若不携起手来，共担责任，多干实事，有所作为，那么，宗教对话意义何在？宗教信仰价值何在？中国古典哲学提出了一个常思常新的命题，叫做“知行合一”。它所揭示的朴素哲理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想相互了解、彼此认可、和睦相处、真诚合作，不是“看你说得多么好”，而是“看你做得怎么样”，即是否真正“说得到，做得到”！由此来看，我们的确可以说，本届研讨会为有力促进宗教对话、妥善处理宗教关系，新开辟了一条“既与国际学界接轨、又接中国地气”的研讨思路。
    我到意大利访问讲学时，教宗方济各当选不久。据多位意大利专家学者评价，教宗方济各特别朴实、善良、真诚，可以说是“一位平民化、务实型的教宗”。我后来读到的大量文献和报道也证实，教宗方济各不但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在教务上锐意进取，而且特别关爱普通信众。
    有关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事宜，在以往国内外学者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里，对外国传教士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倾向。譬如，有些学者主要倾向于考察，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有些学者则主要认为，传教士只是以西学、特别是近代科技知识作为传教手段，更何况他们所传播的西学旨在论证其教义与神学，而科技知识也不全是“先进的”，甚至有些是“过时的”。又如，有些学者主要倾向于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是跟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的，他们的传教活动是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入侵相联系的，这便使天主教和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在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中华民族苦难史中主要扮演了丑恶的或负面的角色；有些学者则主要致力于研究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体制、医疗卫生、慈善公益和新闻出版等所做出的大量积极奉献。在我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倾向虽然各有一定的史料根据，但都因不够全面而不够客观。要真正做到“史实求是”，我们就应该辩证地认识宗教作用的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