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已经是文革第六个年头了，历经苦难的包头教会、乃至中国教会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教友们在痛苦中挣扎着、盼望着、等待着天主的救援。

“当神父谈到罪恶的时候，他的声音轻柔而又锐利，他的声调由於非常痛苦而升高，他皱纹的手放在两眼之间，双眉紧锁，眼泪夺眶而出……他又睁开眼睛，凹陷的眼窝闪烁着光芒。

在许多受苦的基督徒身上，他们都把他们的痛苦和基督的祭献共融。教宗特别提到那些生病的和年老的人，残障人士，患有精神病和智障者等。

他聆听了他的话语，在祂的死亡中也感到了痛苦。那个复活节的夜晚，当吾主显现给门徒时，多默并不在场。

保禄宗徒还教训我们，应时常在我们身上带着耶稣死亡的痛苦，为使耶稣的生命，也彰显在我们有死的肉身上。

在深入的神学研究中，也有些学者和生活的圣言相遇了，他们体验到这生活的圣言就在人世间，可他是一位分担了人类痛苦的天主（也因此产生了这些译著：DietirchBonh?

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发行的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si’，以下简称LS）中警告说，技术可以阻止人们“直接接触他人的痛苦、恐惧和喜乐，也毋须直接面对他们复杂的个人经历”，并可能会增加“有害的孤独感

在各种反对和胁迫下，付言旭内心虽然痛苦，但追随基督的决心却毫不动摇，父母也含着眼泪坚持向天主说“是”，他们相信，天主自会照顾，天主愿意的祂一定成就。

早在1927年，刚恒毅在北京如此写道：“传教士的一个令人十分痛苦的经验是对于中国礼仪与马拉巴(Malabarici)的争论13。

无论困难多么大、问题多么严重、心灵多么痛苦、自己多么软弱，只要祈求、寻找、叩门，他必定要叫我们得到，寻见，并为我们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