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访问过已故的石家庄教区副主教李保存神父，他提到：日本人进入总堂后，说找国民党兵，但日本兵不正经，去修女院、圣婴堂、养老院瞎闹，夏神父、贝神父出来阻挡，日本人就把他们锁到门房。

据曾经照顾郭神父两年之久的李霞修女回忆，郭神父虽然年老体弱，但一般很少与其提及死亡及临终。

，恐怕我一定会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颠簸得四肢零散而死在路上了，可是当我到达阳城时，我发觉自己四肢完好一如常人……”禁足督查阳城，位于太行山、王屋山、中条山三脉相会之处，土灰色的高耸城墙沿山势环绕，获泽河由西关

(Shanghai:T’useweiPrintingPress,1927),Pg.43]故此，虽然名义上称之为修院，但实际上也只是李神父以师徒制方式教授学生。

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徐光启之后，中国人李天经和传教士罗雅各（JacquesRho，1590－1638）、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以及后来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

在3年半以前2007年12月7日，北京教区李山主教派遣我从已经在南堂主教府工作了10年零7个半月时间的我本人离开宣武门，走到深圳经济特区，那个时候也许是我属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当时我本人心里不舒服。

对于日本的这一国策，很多中国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敌人的侵略手段卑劣万分，而极其可耻的莫过于企图利用宗教以割裂我民族（注：李济深：《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的关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1939

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

我想说，传教士们的倾向各不相同，有些如傅兰雅等人，一辈子基本上是搞科学技术，为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方针服务；有些如李提摩太之辈，热衷社会科学传播和中国政治，参与戊戌变法的理论和实践；这类传教士不热衷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