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天主，也有西安耶稣圣心会的贾水映和陈航琼两位修女在那里服务，帮助我做福传工作，她们工作能力很强，给教友教圣歌，讲道理，很受当地教友欢迎。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1975年，跟现在相比，我实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当了总统以后第一次来中国是到上海。我想她们跟很多美国的学生一样，她们都希望能够到中国来看一看。　　

在发生战争冲突的时期，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都会转而求助于宗教。公众总是期望把宗教的抚慰同样传递给那些在战场上服役的士兵们。

然而当我的生命发生转变后就大有改观了。一、悔改重生我从小继承了父母的信仰，却没有感到天主有多爱我，我的生活也很少与他挂钩。

此外，一些教友青年受影视与网络的不良道德风气的影响，以西方性开放作为时髦的现代化生活模式，婚前性行为频频发生，有些青年男女甚至背着父母未婚同居。凡此种种，引起了许多神长与父母严重的担忧。

还有一件事让刘远非常钦佩，华沛以前是大企业的老板，效益很好，但后来生意发生变故，公司跌入了低谷，随之人生也有了很大的转折，但他凭着这份信仰，欣然接受，从不怨天尤人，以前总是指挥别人，现在堂里的事他总是默默地去完成

然而，这一切正好发生，于是便有了后来我们之间难忘的情谊。1984年，我18岁，根本不知道修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听从了堂区会长和父亲的劝导，放弃唾手可得的大学生涯，考入了神学院。

那时，就会发生相遇的奇迹，使我们能以恻隐之心相互注视，以尊重的态度接纳彼此的脆弱，而不是凭着道听涂说来判断人，并种下不和及分裂的种子。

我们只能为她按摩，拿水擦洗降温。实在顶不住了，就根据吴若石神父的按摩法，有时自己按摩，有时让姐姐帮她按。”

「方济会资料」（FranciscanSources）详细描述了当时在格朝奥（Greccio）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