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天主教中文的天主二字，是当年西方传教士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两个汉字，并赋予其全新含义，借以表达其信仰中的至高全能者Deus。其实关于天主教至高者的中文译名问题，在中国并非一帆风顺。

抗日战争前，1935年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委员会（ThesynodalCommission）秘书兼宠光社（LumenService）社长，玛利诺会会士迪茨(FrederickC.Dietz.M.M)，为准备参加

古巴天主教会将兴建自1959年革命以来的首座新圣堂。哈瓦那总主教区向《信仰通讯社》表示，新圣堂的预定地点位於比那尔德利奥省西部的城镇。

今年3月26日，在辽宁大连市的天主教堂，来自日本及韩国的主教与8位神父及250名教友，以和平弥撒追念朝鲜独立运动先驱，天主教教友安重根烈士就义100周年。

城镇化对中国基督教会信徒的分布和构成带来了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基督教会的信徒构成由以农村为主（占总数80%）变成以城市为主；因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而使城市教会年轻化；城市教会中产生了知识分子基督徒、

读过这篇文章，深有感触，在此说说关于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修女的服饰问题。天主教的普世性不仅体现于统一的教理、仪式、组织的严整和规范，而且还有特定的服装（饰）。梵二会议提出：会士的服装，是献身于主的标记。

如果用中国的文化来分析“天主”二字，可以看出“天”字是由“一”和“大”而组成，即一大为天。

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中开创了“文化适应”政策并将之付诸于实践，中国天主教会得以发展。

在世界主教会议的开幕中，两位中国主教的临在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像之一。10月4日上午教宗方济各在保禄六世大厅的前厅与两位与会的中国主教会面。教宗方济各与两位中国主教的会面充满兄弟情谊和家庭氛围。

　　信德网讯　为勉励大家效法圣保禄的传教精神，6月22日上午，全国修院受各教区的委托，在圣保禄年即将开幕之际，由修院常务副院长陈书杰神父为神三班16位修士主持授予了读经职和辅祭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