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１９６８年的初春，天气乍暖微寒。我受礼泉县仪门寺会长杨生发的委托，带着全会人的渴盼，去四十华里以外的兴平请杨文波老神父为教友送弥撒行圣事。因为当时礼泉县仅有的兰哲益神父尚在铜川煤矿接受“改造”。

当时，我正坐在东去的列车上，望着黑黝黝的夜，我从心里对你说，其实，林子，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次长长的奔波，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为止。在这条路上，又有哪里是我们可以安置灵魂的家呢？

从“小犯人”到继父的宝贝父亲的概念，一度跟痛苦绝望联系在一起。在河北省那个偏僻的小村子，我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就因父亲的突然入狱而告终结。那年，我才4岁，眼睁睁看着父亲在家里被警察带走。

翌日清晨，我对这普桑尼别墅（译者注：意思是小灌木丛）——我童年的安乐窝看了最后一眼，便转身挽着爸爸的手臂开始登上加尔默罗山。望弥撒时，全家人宛如昨夜一般，围绕在我身边。

周末，有空闲的时间，感到很孤独的时候，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思念故乡的时候，我就去这里祈祷。这里是我在罗马的精神家园之一，我很喜欢这里安静的环境。

我告别了活蹦乱跳的少年时代进入了瘫痪的人生。在这种痛苦的人生中，我曾几次想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未能如愿，我不禁追问：人为什么要有痛苦？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一直在寻找真理，它在哪里？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没有上学，那时候教堂是封闭的，主日祈祷时，我们这些孩子就跟着大人去一个住房比较宽敞的教友家里。那时候圣物很少见，也很珍贵。

很多来访者在咨询后，总是带有歉意地对我说：很抱歉我把这么多的垃圾倒给你。我回答说：你没有把垃圾倒给我；相反，你向我倾诉了你从来不向人说的隐私，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信任，我也感到很荣幸。

而对于我这身为原住民的主教而言，更是难过与伤痛，觉得愧对自己死去的弟兄。因此，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去拜访了包神父的双亲。记得包神父刚过世，我曾数度前往他家拜访。

走出安宁的修会，踏入繁华的闹市，虽只有百米相隔，却让我感觉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自问：“我是谁？我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