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因为他参加汉语神学翻译非常多，曾经做过一些研讨，但是总的来讲，也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论述。　　

居士黄健六则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

[10]从这些儒生文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对基督教的反对批评乃至敌视不能简单地以仇外心理予以解释。

殉道者圣犹斯定早在第二世纪就有这样的论述。

（1）国家对教育权的绝对诉求在中国，主张将教育权收归国家所有的思想，率先由国家主义者提出，其中，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曾经系统地在1924年论述过教会教育和国家教育问题，并对前者进行了排斥和对后者进行了有效的辩护

二、《圣母行实》三卷，论述圣母的诞生、逝世及诸圣迹。第一卷行实。第二卷大德，分十端。第三卷赍人之恩，分十端，已言及圣母无染原罪。1631年刻于绛州，1798年刻于北京，土山湾有重刻本。

因此，虽然本文件提出确切的论述，但并非意味不必再作思考，对于坚守教会的训导，反而是一种新的冲击。

事实上，对于身心灵健康的问题，我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早有很精辟的论述：“大医治神，上医治心，中医治身，下医治病，下下医治症”。[15]而学习书法是一种调养“身心灵”的最好方法。

吕巴克（deLubac）神父在《论教会的默想》（MeditazionisullaChiesa）一书的最后几页论述了“灵性世俗化”。他说这是教会可能遭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甚至比教宗有情妇的时期还要恶劣。

关于南怀仁介绍的温度计，王冰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7]　　南怀仁的温度计是有缺陷的：该温度计管子的一端是开口的，与外界大气相通，这使得其测量结果会受到外界大气压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