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龙县的教会史，我们找到的资料显示：1885年（清同治十一年）前后，郭德祺神父在安龙县城建起了一座大圣堂及教会办公大楼、男宿舍、学校、童贞院、女学堂、修女宿舍等。

参与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多个界别的人士；在政府界，有来自中央统战部负责天主教事务的官员；在学术界，有以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为首的中国各大学的专研基督宗教的学者；在天主教会界，有来自国内信德文化学会的张士江神父及其同仁，有来自一些修院的代表

所以天主教受到的修院的教育，有非常严重的一些缺陷，局限性很大。

不知何时，不幸得了鼻炎，好像是在修院读书时。只记得那时自己常带着纸卷，随时准备“黄河漏水”。

无怪乎他们所到之处，建了教堂，必建医院，建了修院，必建学校。发展到19世纪、20世纪，藏书楼、印书馆、研究所、天文台、气象台都相继建立。在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建立了大学，而中小学则更加普及。

我们看到中国的需要后，立即答应了邀请，支持全国及地方修院的教学工作。1991年，玛利诺会决定邀请中国的一些神父和修女来美国读书，以缓解中国教会的师资缺乏问题。

袁姨虽然收入不高，但她一直爱心满满，给老人院、残婴院捐钱，给贫困家庭的孩子交学费，给生病的贪苦老人钱物帮助等。她经常给神父修女买书订报，特别是《每日圣言》出版以来，她每年都会给外地修女购上一些。

大学三年级，回应救主基督的召叫，毅然终止学业，于1939年8月14日来到献县，在张庄本堂耶稣会会院宣誓加入耶稣会。1941年，主教初学结束，宣发终身神贫、贞洁、听命三圣愿。此后入耶稣会文学院学习。

每次我们一起去开会或参加集会时，他都是开车到我居住的轼耀拉会院来接，让我倍感当不起。我们每次都很早到。有一次，我们两个最早到，坐在那里等着其他人来。我随便说了句“我们总是在等人。”

修女比神父流失更严重，如临汾教区现在有59名修女，原来有将近80位，除了被修院劝退、去了其他教区的，流失的不下10位，有结婚的，也有独身自己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