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山西省天主教的现状、问题与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美秀、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刘安荣在《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发表论文《浅谈山西省天主教的现状、问题与趋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天主教进入山西始于明朝末年，至今有近400年的历史。目前有信徒不足30万人， 约占山西省常住人口3648万人的0.8%（2014年年底数据）。本文仅从教会自身、教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教会的自养连带的教产问题三个维度对山西天主教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走向做初步简要的探讨，其他方面暂不涉及。鉴于现实生活丰富多彩，复杂多样，调研很难做到全面细化，因此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诸位方家批评雅正。

一、1982年以前天主教在山西传播的历史脉络
    天主教于元代1294年传入中国，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它也在中国销声匿迹。这个时期天主教是否传入山西，没有明确记载。具有明确记载的传入时间为1620年底（明泰昌元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应邀去山西传教，从此天主教在山西逐渐流传开来。1692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初设北京和南京两个教区，山西属于北京教区。169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改设9个代牧教区，山西是其中之一。1716年，方济各会士进入山西传教，逐渐接管了山西天主教教务，此时耶稣会士已经把天主教传到山西的13个县，并且建立了5所住院。同年罗马教廷重新调整中国传教区区划分布，将山西和陕西两省合并称为秦晋代牧区，直至1844年。1844年罗马教廷把秦晋代牧区划分为陕西、山西两个代牧区，并任命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杜嘉弼(Gabriel Grioglil，又译杜约理)为山西代牧区首任主教。因教徒人数增加，教务繁忙，1890年山西代牧区划分为南、北两个代牧区。北境教区包括大同、太原、朔县等51州县，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管辖，因主教座堂设于太原，也称太原教区。南境教区包括长治、凤台、洪洞等54个州县，归荷兰方济各会士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境教区和北境教区先后分为八个教区或监牧区。至1949年，山西计有太原教区、榆次教区、汾阳教区、朔州教区、大同教区、洪洞教区、潞安教区和绛州监牧区。此后，山西教区划分延续了旧制。
    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天主教会的宗教生活和组织机制受到空前打压，以致陷入停顿和倒退。文革结束后，在社会百废待兴的重建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和教会生活恢复过程，至1982年山西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参照行政区划增至十个教区，而且教区名称和教区边界也相应做了调整。十个教区的名称从北向南分别是：大同教区、朔州教区、忻州教区、太原教区、晋中教区、吕梁教区、临汾教区、长治教区、晋城教区和运城教区。这一划分机制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忻州和晋城两个教区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产生主教候选人，一直由教区负责人管理。

二、天主教在山西的基本状况
    （一）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总体平稳、缓慢，新入教者不多，个别地区趋向萎缩。
    山西现有十个教区，6名主教，其中1人未备案，3人90岁左右，只有两位主教年富力强，可以正常发挥职能，314位神父，约340位修女，近30万教徒（基本估计数），活动场所约450个。 1949年前，天主教在山西发展比较兴盛。1949年后经过历次运动的冲击，天主教发展陷于停滞、倒退。1980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准许开放教堂时，大多数地方的教徒人数较前减少。经过80年代的恢复，90年代的发展，大多数地方的天主教会重新恢复、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地方天主教会的发展再次走向平缓。
    举例来说，太原教区1948年有教徒40781人（指老太原教区辖区），20世纪80年代末有9万人，现在约有10万人。 太原教区80年代教徒迅速增长既和当时全国兴起的宗教热潮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人口暴涨，教徒家庭人口增长迅速，一旦开放教堂，教徒家庭未受洗者纷纷入教。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教会人数的增长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太原教区天主教的传播沿袭了过去的传统和增长模式，以家族、家庭内部传播为主，亲戚、朋友之间传播为辅，因此，新入教者既有原生家庭成员，也有本人是家庭第一代或第一位入教者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前者居多。其他几个教区的情况与太原教区基本相似，教徒人口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每年受洗的人大部分有家庭信仰背景，新入教者很少。长治教区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教徒30000人（指老的潞安教区辖区），目前有教徒80000多人。运城教区1949年有教徒7546人（指原绛州监牧区辖区），1986年有教徒1530人，现在有教徒近20000人。临汾教区1939年有教徒12015人（指原洪洞教区辖区），2005年有教徒30000多人。

    晋中、朔州教区教徒人数现已恢复到1949年的状况。晋中教区1948年有教徒15320人（指原榆次教区辖区），1984年教会恢复活动时有神父4人，修士1人，修女4人，教徒7300余人，现有教徒近15000人。朔州教区上世纪50年代初有教徒16000余人（指以前的辖区），80年代开堂时有教徒2000多人，目前有教徒近16000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省的10个教区中，大同教区是个例外，与其余9个教区教徒人数持续缓慢增长的状况不同，大同教区的教徒人口呈现出减少的现象。老的大同教区辖区1939年有教徒8530人，教堂18座，80年代开堂时仅有教徒1000多人，现在的大同教区有教徒6002人（一说4000多人），教堂8座。大同教区衰落的原因首先与教区修会传统有关。山西省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区域。但1921年圣母圣心会请求在大同及周边地区传教，1922年大同监牧区成立时方济各会退出，由圣母圣心会接管。圣母圣心会与方济各会的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方济各会注重传教、传承，圣母圣心会注重教育、办学。圣母圣心会在大同发展的教徒不多，也没有强调信仰的传承。其次与1949年后对待教徒的政策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期，入学、提干、参军等都要求政审，如果有天主教背景，就有很多限制。很多教徒的后代为了工作不受影响，就不再信教，因此大同教区的天主教没有像其他教区那样，通过家传继承下来。现在大同教区大部分是“半家信教”，即父母是教徒，子女不再是教徒；或者教徒是第一代新受洗的，且只是本人接受信仰，家中其他人不信。这些新信仰者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或者是嫁过来的教徒，家中其他人不是教徒。大同新增加的教徒，大部分是从内蒙古、河北迁来的，本地的很少。另外，运城教区个别地方也有祖上信教后代不信的现象。
    大同还有少数地方的天主教群体可能正在走向消失。例如，大同南郊西河河村是大同教区最早有教徒的村庄，现在挂名的教徒100多人，实际参加活动的是40多名老人。那些挂名教徒只是在小的时候在父母带领下接受洗礼，但是他们现在根本不认可这个信仰。那么，过几年这些老人去世了，天主教很可能会在这个村庄消失。
山西10个教区每年都有原来无信仰背景者受洗，但在大多数地方无信仰背景者所占比例很小，而朔州教区是个例外。如朔州怀仁县新发村现有教徒100多人，只有一宋氏家庭是传承的老教徒，其他的全是新入教的，是“半路半家信的”，而且大多数是中老年妇女。朔州城区80年代有2000多老教徒，现在这群“拐棍队”基本去世，新增加的10000多人以中、青年居多，“半家信的”占多数。有一部分是爷爷、奶奶信教，爸爸、妈妈不信，在爷爷、奶奶敦促带领下孙辈信教的，从而有一部分年轻人受洗，这应算有一半的家庭影响。另一部分是受亲戚、朋友影响而受洗入教。另外，运城教区开西堂口，都是新教徒，家里只有几个人信，没有全家信的。
    （二）受城镇化和人口迁徙的影响，大多数偏远、贫困的信教群众聚居村人口急剧减少，结果教堂多、教徒少；城区，特别是城郊结合处信教群众聚居村人数猛增，结果出现教堂少、教徒多的现象。受市场经济、世俗化的影响，部分地区教徒的宗教热情有所减弱，教徒流失，教会发展趋向缓慢。但个别地区如太原教区平信徒传教热情高，人数增加相对较多。
    比如太原教区，教徒主要集中在阳曲县、原南郊区和北郊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这些地方大量的劳动力进城打工，租住在城郊结合处，如东涧河村、西涧河村。这导致偏远农村信教群众越来越少，而城郊结合部如东涧河、西涧河等地信众越来越多，教会团体规模越来越大。例如，阳曲县紅沟堂口管理五个自然村，这些村全是教徒占90%以上的教徒聚居村。这五个自然村原有村民1570人，现在仅剩300多人，其中两个村已经搬空，其他三个村的中、青年人大部分在外打工，结果村里有教堂，使用的人很少。再例如，朔州教区新安庄原有1000多教徒，大部分搬迁到朔城区，在城里参加活动，新安庄平常只有几十人参加宗教活动。此外，忻州市的武家庄是百分之百的教徒村，现在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村里只留下30多位老人。大同东榆林村有150名教徒，其中80名外出打工，村里只有70名老年教徒参加正规的活动。这些村庄平时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很少，而他们租住的地方，如太原教区的东涧河、西涧河的教堂弥撒时人数爆满，特别是过大的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教堂特别拥挤，难免存在各种隐患。

    在市场经济、世俗化的影响下，青壮年教徒为了谋生外出打工，不仅导致农村信教人口减少，还导致信徒流失，信教热情减弱，发展趋缓，甚至停滞。信教群众外出打工后由于种种原因很可能不再过宗教生活，或者变得冷淡。如临汾教区的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村中主要是老弱病残。随着人口流动，教徒很可能也流失，早在2005年临汾教区教徒人数已达30000人，10年后的今天乐观估计也仅仅接近30000人。再比如，运城教区的闻喜县出去打工的人多，家里留下老人孩子，教徒减少，活动难以组织起来，有的教徒的信仰也渐趋冷淡。
    信仰冷淡、教徒流失的另一个表现是，年轻人找非教徒结婚者增加。传统的天主教徒结婚一般找同教人，如此才能把他们的信仰传下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非教徒结婚，主要是把爱情作为结为婚姻的优先考虑因素，不再在意传统的束缚。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与非教徒结婚后，很有可能就不再参加教会的活动。
    当然，信仰冷淡并不是目前教会生活的主流现象，调查中发现新入教者和一些堂区的福传小组信仰热情持续，福传热忱不减，尤其比一些老教友家庭出生的信徒福传热情更高，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各种服务和福传活动，比如重大节日的游行活动和家庭探访，教会日程活动秩序的维护，等等，他们往往成为堂区神父的好帮手。另外，信徒的信仰素质、参与教会生活的形态发生改变，也不能简单地评价为信仰冷淡，而应细致地分析对待。比如要考虑到，现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此时的信众与传统社会那种人口流动较少、信徒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下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形态、信仰认知、教会生活形态等方面必然有所不同。比如教徒学习圣经有热情，报名参加教理班、青年夏令营、冬令营学习活动人数不少，从学习中认识信仰的自觉性是前所未有的。有的教区星期天中青年参加教会礼仪的人数不少，教徒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城镇化和世俗化也改变了神职人员的生活形态，比如使用智能手机、以车代步已是普遍现象。个别神父还俗，结婚、生子。修女比神父流失更严重，如临汾教区现在有59名修女，原来有将近80位，除了被修院劝退、去了其他教区的，流失的不下10位，有结婚的，也有独身自己生活的。
    （三）天主教徒在山西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
    受天主教在我国传播历史的影响，天主教人口在我国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所谓大分散，指天主教徒分布在全国每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所谓小集中，指在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内特定的一些市、县、乡和村，信徒人口呈现出相对集中、稠密的现象。天主教在山西的分布也体现出这一特点。
    首先，天主教徒集中分布在太原、长治教区。根据2015年的调查，山西省约有天主教徒近30万，太原教区有近10万人，占全省教徒的33.4%。长治教区有教徒8万人，占全省教徒的26.8%。这两个教区的教徒人数达到全省教徒人口的60%。

    其次，天主教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某个管辖区。如朔州教区有近16000名教徒，其中朔州城区15000名，占教区的93.75%。忻州教区现有教徒近6000人，其中忻府区有3000人，占50%；有教堂19所，属于忻府区的16所；9名神父，7名在忻府区服务。
    再次，天主教徒集中分布在某些县和某些县的乡镇，如阳曲县有众多的教徒聚居村，阳曲县东黄水镇管理23个自然村，其中的红沟、坪塘窳、王家垴、三堰、东岗、石沟东、西洛阴、牛家滩的教徒占90%以上，河上嘴、水泉沟、大泉沟、吉家岗、黄寨的教徒占50%以上。
    第四，教徒集中居住在某些村庄。如大同县有天主教徒270人，全部是大同县许堡村人，左云县有232名教徒聚居生活在八台村，平陆县400名教徒，全部是张店人。新绛县有教徒5000多人 ，其中坡里村就有教徒1400人。长治教区的教徒也主要集中在马厂、南天贡、西天贡等14个教徒聚居村。
    天主教人口在山西比较集中的原因，首先与天主教在山西发展的历史有关。如前所述，太原教区、长治教区是山西天主教历史上最主要的两个教区，其他教区都是从这两个教区分出去的，因此这两个教区的人力资源丰厚，具体地说，就是人数多、教堂多、神职人员多。其次是天主教世代相袭的传承方式导致其集中在某些地方发展。前文所述大部分教徒聚居地具有100年以上甚至300多年的信教历史。例如太原1633年就传入天主教，长治马厂康熙年间就有人信教。这些地方经过世代相袭、代代相传，逐渐演化、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教徒聚居地。忻府区、阳曲县的教徒多是因清初、尤其是禁教后教徒信教后不能为家人、族人和村人容忍，为了避免歧视、虐待，迁居穷乡僻壤、无主之地，聚居生活，逐渐繁衍、成长为教徒聚居地。
    （四）山西天主教会爱国爱教力量、合法备案的神职人员、登记的教堂和祈祷所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是天主教会在山西稳定的基本条件，也与地方政府的积极工作、落实政策密切相关。但也有极个别信徒倾向于未备案、不常驻的外省神职人员，并偶尔接受他们的服务。尽管如此，地下团体从未在山西形成气候，地下教会的教徒聚会只零星分散地存在于村庄、城乡结合部或市民家里。
    就全国而言，山西即便不是天主教徒人数最多的省份，但也是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十年，山西省青年男性教徒入修院愿做司铎的人较多，所以山西教会不仅总体上不存在神职人员短缺问题，而且全国不少省市，比如河北、北京、天津、福建、浙江、上海、湖北、江西，都有山西籍的司铎加入当地教区并服务。山西教会也派遣神父、修女去菲律宾、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美国等地留学，并且学成回国，充实了本地教会的实力。
    （五）就一般意义上说，山西教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里从未发生因天主教事务出现的群体性事件。2000年1月6日长治的主教候选人在北京举行的祝圣活动中接受祝圣，一度成为该教区的痛点。数年前，他已得到罗马的认可。2000年以后教会反感的“非法祝圣”不再有过，而且本省主教也未去外地参加有违其愿望的“非法祝圣”活动，这就避免了因教会十分看重的圣事礼仪招致的内部不和，这成为山西教会稳定的原因之一。

三、存在的问题
    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总体上稳定，但问题的存在总是难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前，山西十个教区中只有四个教区有主教管理（朔州教区主教尚未得到政府认可备案），其他教区有的前任主教已经去世十几年，直到现在主教位置依然空缺，还有的主教已年过九旬。对教会而言，教区没有主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既不利于教区的管理、运行，也不利于政府对这些地方的管理。
    第二，教会房产落实老大难问题持续存在。教会房产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又事关政策落实、政府公信力，各级部门必须面对。80年代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以来，中央统战部曾出台文件规定落实教会房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许多地方的教会房产没有落实到位，这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山西也不例外。其中大同教区、朔州教区、运城教区的房产落实问题较大。其他教区如忻州、晋中、长治、吕梁和晋城也存在教产没有落实到位的现象。

    第三，教会在兴办社会服务、举办慈善事业方面存在审批难的问题。近年来，政府曾号召教会举办慈善事业、为社会服务。山西一些地方宗教团体兴办慈善事业相当成功，如河津基督教会办的敬老院和夏县真耶稣教会举办的养老院，为解决本地养老问题，特别是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天主教某些教区在举办养老院上遇到了审批难的问题。如忻州教区和晋中教区都想创办养老院，但由于拿不到许可证，致使开办工作无法进行。
上述问题可归结为三点：干部任用、房地产落实和民间组织审批。这不仅仅是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同时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教会内的反映。

四、未来的走向
    基于在山西的大量调研、访谈和研究，本文愿意就山西教会未来的走势谈一点看法。本文认为，今后山西天主教会的走势可能有（但不是全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信徒人数会持续缓慢增加，信徒的素质呈增长趋势。鉴于山西天主教会有30万信徒这个群众基础，国家和社会提供了较为宽松平和的环境，加之天主教自身传承的特点和世俗化的挑战，可以预见，山西天主教徒人数将持续缓慢增加，而不是快速增长。同时，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加速，全民教育普及力量增强，信徒人口结构的改变，教会内部信徒培育工作的增加，未来若干年，教徒在文化、教育、信仰、收入等方面的情况自然会发生改变。这一改变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将会发生转变，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意识将会有所提高。
    第二，新的圣召出现短缺，但圣召的素养和能力较以往可能有所提高。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使个人的人生选择较过去更为丰富，选择做神父、修女的人数呈减少走向；但圣召的质量在文化素质、神学修养、外语能力、思想和人格独立性、社会见识方面较20世纪80、90年代有所提高。在世俗化和职业选择多样化大潮的冲击下，教会内部愿意过独身生活，为教会终生奉献的青年人数在过去10年中已经出现严重下滑趋势。今后若没有重大意外发生，这一趋势恐怕难以扭转。不过，与以往相比，愿意做神父、修女的青年人入修院时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要高，自我选择（而不是父母代为决定）的能力、个人自主意识、独立思考能力要强，也是未来国内各地天主教神哲学院和地方教会领导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三，由于中梵关系未见改善，对什么是教会内部事务政教双方尚未完全达成共识，难免出现有关部门要管理的事务被教会认为是自己教会的内部事务的情形，比如主教晋牧礼邀请什么人参加，主礼、襄礼人选由谁决定、礼仪的日期安排，等等。调研发现，基层管理部门希望中央在合适的时候改善中梵关系，解决基层管理部门在教区管理中切实存在而基层又无能为力的难点问题。他们感到，可以尝试通过改善中梵关系，理顺天主教会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改善地方管理工作，促进社会稳定，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总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伴随着当代山西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缓慢转型，国家宗教政策在各地的落实和社会的宽容给予了山西天主教会平稳的发展空间。同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部分反映。面对世俗主义的盛行，世俗化已经成为天主教会在国内各地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山西天主教会也难幸免。如何应对世俗化带来的困难和冲击，是天主教会领导层需要思考的问题。

    （全文请参见《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