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机会上，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发表贺文，向全球印度教徒表达恭贺之意。贺文指出，在新冠疫情的乌云和它带来的难以言喻的痛苦中，能发现“团结互助和友爱的光明标记，且证明一起以决心和爱能“克服每一次危机”。

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这些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教会大学初现中国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

天主教传入中国，至20世纪80年代几百年中，中国天主教在礼仪方面一直延用的是脱利腾公会议所制订的拉丁礼仪。

德国人汤若望在明崇祯年间来中国传教，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当时中国的历法暴露出诸多弊端，存在众多偏差。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农耕帝国，一部准确历法对整个中国生产影响巨大。

民国时期，自由的底线是学术和宗教的自由，梵蒂冈对所在中国的教产有直属权，进行联络时也是直接联络中国正定，那时的正定不过是个小镇而已，但不会受行政干预，这反而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

他们在访问缅甸期间,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在首府苏黎世，公教徒的数目自一九六四年至今有一成四增长；单是二O一O年内公教徒便增加约一千五百人，至三十八万九千多。与此同时，基督教徒现跌至总人口的三成三。　　

本书由13位欧洲和中国耶稣会士共同撰写而成。

1929年12月裴文中发现了“中国猿人”化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猿人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直系远祖，中国猿人是中国人乃至是所有亚洲人的直系祖先，但之后的发现改写了这一演化历史。

大会的目标是尽快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正常而自立的本地教会。中国教会本地化的突破性标志是首批六位本籍主教的被祝圣，作者在第三编中对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