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深处看教会大学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当有人听到震旦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学校的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些民办的“杂牌大学”。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这些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注：北大的前身）则成立于1898年。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一百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到上世纪20年代之后，教会大学在中国已蔚为大观，包括辅仁大学（解放后迁至台北）、震旦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16所大学，教会大学已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教会学校的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注：今上海万航渡路）创办了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父马相伯先生创建。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转而创办复旦。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大学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他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这些教会学校学费很“优惠”，很多学校招收贫困家庭的子弟甚至无家可归的小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膳宿生活甚至路费。
    教会大学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绝大多数的开销来自海外教会和私人机构的捐赠。教会大学还积极地争取国外教育机构的资助。如密苏里大学为燕京大学新闻系提供赞助；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齐鲁大学等。

“私立高校”的黄金时代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学校冠名“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事会的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用之一，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但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则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仅圣约翰大学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宋毅仁、刘鸿生、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大学本身也在俗世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祈祷”。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到了1930年代，沪江大学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一位教会学校的老师如此描绘他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教会大学起点高，制度完善，各校名师云集，而且各校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圣约翰校训“光和真理”，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沪江注重中国化、学以致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还有东吴大学的法科，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的投入，只有燕京能与一流的国立大学抗衡。

中国现代大学的样本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几千年来，中国沿袭的官学、书院、科举等传统教育模式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远，教会大学的进入，为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融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潮。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教会学校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1846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送到美国求学。后来除黄胜因病回到香港外，黄宽和容闳都学成回国，黄宽成为了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而容闳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致力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据史料记载，第一批享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考取清华大学后，有些学生发现，“教会学校的训练对参加清华考试是一种极好的准备。”1917年，清华学校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中，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高等教育。教会大学在中国留学史上的成绩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促进留学，这些教会大学在中国本身的教育质量也相当的高。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很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外语都十分流利。
    教会大学所发的文凭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而且，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教会学校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点，但同时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与研究中，也成绩斐然。当时的很多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
    教会大学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的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传播功能。哈佛燕京学社举世闻名，许多中国的著名学者都曾在该机构进行历史典籍和文化考古方面的研究，至今它在美国仍是国际汉语研究的一流机构。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梁小龙/荐（文章据《外滩画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