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曾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0」（罗十二10）在此，我们应回想起梵二大公会议对司铎的恳切鼓励：「司铎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教会使命中的本有职分，（…）。

由是，天主教会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中提出：(1)各民族原是一个团体，同出一源。

15.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天主教慈善公益事业内容丰富，详见刘国鹏：《中国化与大公性双重张力下的中国天主教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3-24页。16.详见《天主教法典》1056条。

这张出自官府的文告，公开劝导民众弃邪归正信奉圣教，类似这样的例子，恐怕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实属罕见。这不能不说是高神父的传教有方所致。

1989年，大公宗主教，Dimitrios一世，宣布9月1日为环境祈祷日。东正教会的礼仪年即从本日开始，也纪念上主创造这个世界。

直到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后，教会才重新燃起对落根文化的兴趣：一方面，教会必须忠于基督宗教的源头；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忠于当代的社会及不同文化的事实。

尊重人的尊严，也就是维护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4第一段〕所说的『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所组成的一个单位』。

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振兴了教会。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