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接着说，信德年和梵二大公会议开幕50周年的双重机会，应该推动教会去重新认识她在当代世界中的临在，以及她在各民族和各国的福传使命。

梵二大公会议后的神学讨论主要集中在教会更新的议题上。诸如教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她的性质、她的统一共融和她的机制结构、以及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始终是现代神学所关注的焦点。

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禁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道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1965年曾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犹如梵二大公会议鼓励各地教会提供机会让信徒接触社区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实践关怀行动。

10」（罗十二10）在此，我们应回想起梵二大公会议对司铎的恳切鼓励：「司铎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教会使命中的本有职分，（…）。

但他还坚持着去石家庄参加由信德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城市化移民及牧民照顾研讨会，有幸我和俞晓方老师陪他在一起待了六天，整个会场都为杨老师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感动。

单枢机：梵二大公会议的法令中就有关于宗教对话的内容，实际上宗教对话包括三个要素：第一，要彼此了解，宗教对话不是要把对方皈化，而是诚心诚意地了解对方所相信的是什么。同时，我也坦诚地把我自己的信仰告诉他。

15.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天主教慈善公益事业内容丰富，详见刘国鹏：《中国化与大公性双重张力下的中国天主教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3-24页。16.详见《天主教法典》105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