塬上的梦

之一  塬之景
    “东经108°55'、北纬34°32'——中国大地原点”，进入距西安30多公里的陕西泾阳县境内，便看到醒目的蓝底白字路标牌竖立在公路中央。1975年我国开始对郑州、武汉、西安、兰州等地的地形、地质、重力、大地构造等因素实地考察，最后将我国的大地原点确定在陕西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境内。
    小心翼翼地站在中国大地的原点，依稀看到几千年文明的足迹，双手系牵着祖先的衣裾。
    在这里，山有风姿，水有灵气，任是一口呛人的黄土都大有来头。

陕西大大小小的“塬”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老杨樱桃园开园啦！”安装着扩音喇叭的车在街上来回喊着话，为自家的樱桃园做着广告。真的是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连卖东西喊得都是古色古香，韵味盎然。
    刚刚走进苍翠掩映的乡村教堂，便有天籁之音传入耳中。这一天是母亲节，主日弥撒后，陕西三原教区西留天主堂的神父给所有作母亲的教友分发蓼花糖，以此表达对她们的美好祝福。蓼花糖是三原县传统名贵食品，已有400多年生产历史，蓼花糖原名“僚花糖”，“僚”是关中方言“好”的意思。它样子像鼓槌，金黄色的表皮里有一层白芝麻，里面是蜂窝状糖心，吃起来瓤美味久，松、甜、酥、脆、香。据说清朝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来到西安，对地方官员奉献给她的僚花糖大加赞赏。她见糖的形状酷似在草原上见到过的蓼花，便饶有兴趣地说了出来。后来人们便选用“僚”的谐音，改称为蓼花糖。

陕西三原著名的通远坊天主堂

    朴实的乡下女教友不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只是说没想到自己也过上了城里人才过的节日，“神父们好得很！现在，额们（当地方言）农村也跟城里一样！”
    女教友们拿到蓼花糖后来到圣母像前，依次敬礼圣母，并领取一张写有祝福语的纸条，其中一位教友的纸条上写着圣母的话：“亲爱的孩子！今天又一次，我请求你们本着爱心将你们的生命奉献给我，好让我也能欢喜地指引你们的方向。”
    弥撒后向教友问路，当地的人八成会指着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告诉你“塬上”或“塬下”，对外地人来说，“塬”的确是一道独特的盛景。

    “塬”是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形态，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尽管塬的两边都有沿，但在塬上行走，如在平原上一般。大的塬长近百里，宽也有一二十里。小塬则三五十里不等。五月，塬上的烤烟苗一株株地从塑料地膜下长出来，迎风挺立；一片片苹果园、樱桃园，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枝繁叶茂；高高的杨树林把土地切成一个个整齐划一的方阵；往日的窑洞逐渐被新的楼房所替代，夜晚来临时，远远望去，塬的边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斑，那是住户集中的人家亮起的灯光，而塬本身则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期待着又一个黎明的到来。

之二  塬之事
通向远方的家
    三原教区可以说是陕西天主教的发源地，最早的印迹可以追溯到元代。教区管理两市十二县，分别是：咸阳市、铜川市；三原县、泾阳县、淳化县、旬邑县、高陵县、富平县、耀县、礼泉县、乾县、永寿县、彬县、长武县；在1949年之前，教友有14000人，现在有教友40000多人。50多座教堂，10个祈祷所，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塬上和塬下。教区现有神父36位，另有15位三原籍神父在上海教区服务。目前还有6位修生在西安神学院接受培育。在教区服务的修女有120多位。
    说到天主教会，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提到“通远坊”。
    “那时人们还不太知道西安，但说起‘通远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东方小罗马’之称。”三原的神长教友说起当时的通远天主教会的盛况无不津津乐道，“百余年前，我们就有天文台、气象台和发电机，凡是往中国西北走的传教士绝大部分都会通过这里，而正是他们把这些先进的科技文化带到了这里”。当地教友介绍，清朝康熙时，富平教友魏梁栋的后裔及一户康姓教友先后迁居高陵刘家堡，成为该地最早的天主教徒。因为传教士信件来往不断，刘家堡改称“通远坊”，即“通向远方”之意。据说，那时各修会神父通信，无需详细地址及门牌号，只需注明“中国通远坊”，信件即可顺利送达。
    通远坊的名气得从元泰定五年（1328年）说起。资料显示，当时何理德奉北京总主教孟高维诺之命，来陕西三原、高陵一带传教，发展教友千余人。1330年，何理德回国，带元世祖忽必烈致教宗亲笔信，请求多派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遗憾的是，何理德回国后未见到教宗便病故了。明崇祯三年（1630年），方德望和郭依纳爵来陕西传教，主要活动在三原、富平、高陵等县一带，当地教友继续增加。清初时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禁绝政策，陕西教区第二任主教安多尼·拉姬在被解送广州后又潜回西安。乾隆年间，禁止天主教活动的措施更为严厉，天主教堂全部关闭。乾隆帝还给陕甘总督福康安、陕西巡抚毕沅下旨，要他们对“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不动声色，留心防范，严密访查”。其后嘉庆、道光二帝继续实行禁教政策，但外国传教士仍不断秘密潜入陕西活动。因通远坊有良好的传教基础，故将传教基地设在既非省城、县城，又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穷乡僻壤——高陵县通远坊，并成为著名传教点。
    据高陵通远坊天主堂内现存的墓碑记载，意大利人方启升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即来陕传教，历时20余年，卒后葬于通远坊。嗣后方济各会监牧雅尔风徐、司铎爱斐削、司铎龚山林、副主教郭德礼、主教何理熙、主教林雅玛笃及西安教区主教戴夏德等，均先后在西安地区传教及主持教务，卒后葬于通远坊，通远坊天主堂墙壁上镶嵌有十几通以外文及中文标示的碑铭，碑铭之下葬有主教遗体。

天主堂匾额与传奇作者
    通远天主堂匾额上“天主堂”题字出自著名书法家、诗人、爱国政治家于右任之手，因而在书法界声名远播。于右任正是陕西三原人，他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善草书，以碑入草，用心布白，于宽博潇洒之中别具神韵，被称之为“草圣”。于右任与天主教会颇有渊源，曾为天主教著名人士马相伯的学生，二人留下了民国时期最为可贵的一段师生风仪。

书法大师于右任亲笔提写的“通远坊”天主堂匾额

    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18名中举，被誉为“西北奇才”、“陕西三杰”。1904年，他因印了一部“半哭半笑楼诗集”讥讽时政，被陕西巡抚允升指为革命党，上奏朝廷令革去功名，严行缉拿，责令“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予正法”。幸有同乡急驰告警，于右任乃逃到上海，穷困潦倒。马相伯得知后，即刻派人把他招来，免去他的学费和膳食住宿费用，让他在天主教会所办的震旦学院就读。于右任非常感激马相伯的知遇之恩，同时受到天主教会文化的熏陶，对教会深有好感。1937年于右任的60岁生日之际，马相伯作了一首诗相慰勉。马相伯一向很少作诗，98岁的年纪为弟子的生日作诗，可见他对于右任的器重。
    于右任深受天主教会文化影响，生活俭朴，为人正直，宽厚待人，致力和平。身为国民党监察院长的他，家中除文房四宝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鞋袜也是土布做的。
    他曾对人说：“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受。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当地教友告诉“信德”记者说经常会有历史、书法爱好者慕名来看教堂上挂的匾额，“可惜原始的匾额在文革中被毁，现在这块大概是后来由人们所拓绘而成。”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于右任、知道他与天主教会的故事了，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他与教堂匾额的故事也已经越来越模糊，于右任当时为何给教堂提笔泼墨？当时的真实情况如何？也几乎没人能准确地说清，“既然他能为天主教堂题字，说明他对教会是深有感情的。”
    除了著名的通远坊堂区，三原教区有辕门巷总堂、东关、张二册、石佛塬、后沟、大训堡、桑园、地母庄、茨林、咸阳市等大大小小40多个堂区及数个诊所、幼儿园。
    尽管通远坊如此出名，但“事实上，武官坊才是教区最大的堂区，有四五千教友，也是非常活跃的堂区之一。”三原教区荣休宗怀德主教年近百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很快打开了话匣子，将往事娓娓道来。


之三  塬之人
班锡宜主教
    1953年11月18日，北方的初冬已是一片萧瑟。一位胡须齐胸，面部轮廓分明的外国人神情肃穆中透出些许哀伤，在教堂中静默着祈祷之后，画个十字，慢慢挪步走出教堂大门，恋恋不舍地再次看了一遍生活过的院子，踟蹰片刻，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转身拿起简单的行李朝堂外的街道走去，在教堂院子中留下一串孤独的脚印。这个外国人就是三原教区首任主教班锡宜（Fulgentius Passerini）。
    这一天，班锡宜主教成为最后一位离开中国的外国主教。1955年他获得方济各会会长同意后，定居在圣地耶路撒冷做神师。1965年曾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班主教为意大利威尼斯人，1909年进入方济各会；1920年晋铎，翌年来到中国通远；1944年12月17日在三原总堂，由西安主教万九楼祝圣为三原教区代牧主教；1946年三原代牧区升格为主教区，班锡宜主教也成为三原教区首任主教。
    1985年4月17日班主教因糖尿病医治无效，安息主怀，享年89岁。“班主教虽然居住在耶路撒冷，在那里生活工作，但念念不忘他在中国的‘家’——他心爱的三原教区，在获悉班主教病逝的消息后，教区所有神父，每人为主教奉献三台弥撒，以表达对主教的深切怀念和哀思！”宗怀德主教清楚记得当时教区上下无不深感悲伤，“我们都知道，他深深地爱着中国……”

“草根明星”宗怀德主教
    若说班锡宜主教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优雅、博学，有着浓浓绅士气质，那么，他的继承者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草根明星”。宗怀德主教1922年生于三原县西阳镇武官坊新城村一老教友家庭；1935年进通远坊小修院；1949年在三原教区总堂晋铎；1985年10月23日获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批准，成为三原教区正权主教。

1997年12月23日三原教区主教宗怀德在罗马获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接见

    说起宗怀德主教，无论是神父、修士、修女还是教友人人敬佩，“老主教的人品没的说，一个神职人员所应有的品质他都有了。”敬佩之余，人们讲得最多的便是老主教的乡土气，老主教爱用比喻，语言中透露出一个农家出身的人的朴实、风趣和智慧。
    老主教喜欢跟教友们在一起，婚丧嫁娶，只要你邀请，他都乐于前来送上关怀或祝福。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位教友家的宴席，教友领着一位意大利神父到主教跟前。老主教顺口一句“是个老外啊！”大胡子神父打趣说：“我是外国人，但并不老啊！你如何叫我老外？”老主教笑着说，“在中国，我们看到大老鼠叫‘老’鼠，看到半寸长的小‘老’鼠也叫‘老鼠’……”说完，与意大利神父大笑拥抱。
    有一次吃饭时，负责做饭的人发现给老主教的馍馍没有热透，中间部分又凉又硬，老主教年纪大了，本来就咀嚼不易，正觉难过时，老主教指着馍馍说，“这也行嘛，跟人家给我买的蛋黄派一样”，老主教一席话把大家逗乐了，化解了当时尴尬的氛围。
    民间常说“老小孩”，人老了就有些小孩子的心性，老主教也不例外。随着年纪增大，老主教最为“骄傲”的好记忆也不行了，渐渐记不住太多的事儿，但他不愿意让人知道。有一次，有位教友去看望老主教，问他：“您还记得我是谁吗？”老主教灵机一动说：“怎么不记得，你不就是你妈妈的孩子嘛！”这位教友笑着说，“主教真是个可爱的老小孩儿！”
    “老主教总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很好学很有智慧”，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的卢霞修女说，修会有庆祝活动时，修女们便去找宗主教拟对联，主教不假思索地跟修女说，“圣母会，圣母会，圣母会的我不会，圣母不会我也不会”。这句看似简单直白的顺口溜“其实把我们修会的一些神恩、本质带出来了。”
    1997年，宗怀德主教见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宗主教回忆，见面后，他首先用拉丁语向教宗说“至圣圣父”，教宗以拉丁语给予祝福和问候，然后“他忽然变成了意大利语问我‘你叫什么？’，看他用方言，我也说起了方言，用陕西话说‘额叫宗怀德’……”宗主教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老主教对度奉献生活的神父和修士、修女关爱有加，别人看望他总会带来各种食品、水果及特产，老主教很少自己吃，看到神父、修士、修女便送给他们，甚至还让他们带回堂区或修会给更多的神父、修女分享，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
    有一次，修女们打电话问老主教是否可以去修会做弥撒，近九十的老主教欣然应允，修女们平时带老修女外出多是骑着人力小三轮车，问主教是否可以坐三轮车，主教说“很好，跟你们平时一样就行。”
    六月，天气异常炎热，乡村小路上铺满了刚打的麦子，本就不宽的小路更显狭窄，二十出头的小修女骑着三轮车带着老主教缓慢地前行，突然一个趔趄三轮车倒了，老主教硬生生地被摔在地上，修女听到“咚”的一声闷响，吓得脸色惨白，不停地打颤，脑子一片空白，甚至忘记了要把主教扶起来，呆呆地站在翻倒的三轮车旁，只听得车轮旋转发出的“嗖”“嗖”声。老主教自己爬起来，连连跟小修女说自己“没事儿，一点儿事儿都没有”，还让她不要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说起这件事，卢霞修女红了眼眶，“老主教是怕别人知道了，给小修女带来压力，也怕她自责和内疚”，当天的弥撒中有心的修女看到了主教肿得老高的胳膊，“举扬圣体时很费力。”
    “宗主教对我们呵护备至，却也要求严格”，神父们都是从修士阶段走过来的，对此深有体会。目前负责照顾老主教生活起居的韩修士安静而内敛，但说起老主教却情不自禁地话多起来。
    前段时间，一位神父回主教府办事，住在老主教楼上。早上不到5点，天还不亮，这位神父突然听到老主教在楼下高声喊着什么，担心老主教年纪大了，怕出了什么意外，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跑去找韩修士，问他是否听到主教在叫，是不是主教不舒服了？韩修士听了听，放下心来，告诉神父：“放心吧，这是主教叫我起床呢！”
    据神父们讲，老主教无论春夏秋冬，都像一架精准的钟表，每天早上4点起床，念了日课，开了堂门，然后便叫身边的年轻修士起床，按规定好的时间进堂晨祷。
    “院长、所长和教长”是宗主教的“三长”职务，教友解释“三长”是指打扫堂院的院长，清洁厕所的所长，三原天主教的教长。大冬天，天还黑着老主教便起床在堂院里扫雪，冒着大雨淌水过河到乡下送弥撒。老主教的身体力行感染了神父、修女们，以后碰到觉得不满、不公的事情再没有太多的计较。
    宗主教也没能逃脱那个特殊年代的浩劫，1965年被捕入狱，直至1979年。宗主教平静地讲起14年的牢狱经历，就像在说别人的事。入狱后，最大的考验便是吃不饱饭。时间长了，看他老实本分又可靠，便让他去喂猪，这样比原来的庄稼活更多了一些自由时间。“记得有一次，猪跑了，我去抓。人家讥讽说‘还当神父管人呢，猪都管不好！’我跟他说，‘额们教友听话，猪不听话嘛’……”尽管身陷囹圄，宗主教认为“天主给的都好，我们没有理由抱怨和不快乐”，他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作默想，在心中默默念经祈祷，因为人的一切、世界的一切“天主都知道”。

宗主教与教友们一起诵念日课

    如今，老主教92岁了，忙碌了一辈子的他荣休后仍闲不住，每天坚持到大堂里去跟教友一起念经，坚持做弥撒，听告解。5月11日中华圣母日，还跟神父、教友们一起坐两个多小时车赴户县圣母山朝圣。老主教说，看到山上朝圣的人比往年更多了，心里很高兴。受大家的感染，兴奋地跟着大家祈祷、歌唱，他说“如果明年我还活着，一定再来这里！”
    晚上7点，天边云霞汇成一条镶着金边的青紫色绸带，凉风徐徐，教堂里传来了晚祷的钟声，年轻的修士帮主教整理好白领，系好衣扣，扶着拐杖朝教堂走去，路遇教友热情打声招呼，并肩前行，忽然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跑过主教身前，主教摸着他的头露出了笑容。
    夕阳、教堂、古树、白发、孩童，一幅唯美的水墨丹青……

之四  塬之梦
    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在其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中说：“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与梦想融合，与它混为一体，如同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一一样。”
    2010年6月24日宗怀德主教卸下了重担，由更年轻更有想法的韩英进神父接任主教一职，三原教区的神长教友继续描绘新时代的塬之梦想。
    之所以称之为梦想，是因为你为之失落、为之疯狂、为之拼搏、为之忘记自我……在建筑梦想的过程中，三原教区的教友们深深体会了艰辛，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郭路会口的牛督民教友感慨教会近些年重新注入了活力。武功县仁康村会口一座高28米、宽12米、长36米的宽敞明亮的教堂成为教友们的家，堂院里还有司铎室、会议室等现代化多功能活动区，“会口每年都有新领洗的教友，原来只有20户教友，现在也发展到100多户”，主动福传、热情福传的现状已经取代往日“自然传教”。康慧勤教友骄傲地称，堂口往日没有活力、没有兴趣、没有人的“三无”局面得到改善。
    作为教友最多的武官堂口深深意识到发挥教友作用的重要性，发动第三会教友成立了救灵小组、助善小组照顾病人临终；堂区还成立了圣经学习组、声乐学习组、教理要理学习组、福传组、礼仪组、宣传板报组等，丰富教友的信仰生活，激发了教友参与堂区活动的积极性，“原来进堂的教友寥寥无几，即使来的也是‘老面孔’，都是老婆老汉”，现在不管主日还是瞻礼，堂内没有了空余的座位，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每个大瞻礼都有要求慕道、领洗的教外朋友。”武官堂区周天宏教友欣喜地说。

为促进福传，三原教区总堂设立了“信仰咨询台”

    教友们用鲜花替代了装饰祭台用的塑料花，以环绕立体声音响置换了嗡嗡乱响的扩音器，以电子琴替换了破旧的风琴，以特别设计建设的花园、菜园改变了堂院内的杂草残垣。
    教区的硬件慢慢变好了，韩英进主教开始更多地考虑“软件”的问题。他表示，教区现在处在整合阶段，若干年内都要以福传为起始点及落脚点，“福传仍是重中之重”，提高教友福传意识，发动教友深化福传，加强网站及文字福传。在抓紧这些重要工作之余，还要建立起神父养老、医疗制度，解决神父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更多更好地投入到教会、服务工作当中，直接或间接地起到吸引圣召的目的。“由于教区没有任何房产、地产及任何经济基础，完成这项工作有一定困难，但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也要解决好！”韩主教从切身的经历感到神职人员生病、养老等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教会圣召及牧灵工作的展开，甚至教会的发展。
    如今，教区已经开始着手教友骨干的三年培训计划，为教区的修女、神父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细心的人都会留意到，韩英进主教的牧徽上特别设计了蓝天、白云的细节，“是的，这个是当初特别设计的”，主教解释，工业的现代化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大自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每个人都应该有对天主所造万物的爱护意识，对天主的工程除了享受还应该回馈和珍惜。”
    爱尔兰诗人叶芝以其诗作向天主倾诉心愿，“而我一贫如洗，只有自己的梦想，无法将那锦缎呈献你的面前；我把我的梦想铺在你的脚下，你要轻轻地踩踏，因为你踩着的是我的梦想。”
    塬上福传之梦，让代代的牧者付出了心血。今天，塬之神长教友有了更大的梦想，希冀福音在这块土地上传得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