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情办的差不多时，又找不到公证人，于是大家就决定让我给她当。我开始不愿意，后来，人家都说我陪伴她了很长的时候，我来当是最合适的，最后我才同意了，这一当就给她当了8年的公证人。”

我圣神父后，有时鼓励他去办神功。他说神功架在祭台旁边，他去时总感觉到很不方便。他要求我听他的神功，我有点犹豫，但是还是答应了他。有时过春节，我回到家里，他总会给我200元，请我给爷爷奶奶做台追思弥撒。

我不担心丧事的举办，因为哥哥是在国家法官学院当过教授的人，组织能力极强，而且弟弟谙熟家乡的风俗习惯，我相信我不在，他们也会和别的几位姐妹团结合作，办理好母亲的丧事；而且之前，在母亲病危的时候，我也和大哥沟通好了

有人补充说：“如果真的办到了，明天必定置一丰盛的筵席作为奖赏。”黑灯瞎火的雷雨天气，谁敢在这种情况下去到城外鬼气森森的坟场？不过只是说笑而已。哪晓得此时刘氏乘酒恃气，说：“我能！”

1992年的一天，经过一番周折和努力，林慈华神父终于在北京西城区柳荫街得以与“一会一团”的时任驻会负责人宗怀德主教和刘柏年先生见面，双方开诚布公地讨论了“教师和陶成者项目”及与“一会一团”合作派送修生赴美留学事宜

吕守德在父母亲的影响下，7岁时初办告解，9岁时就抄写苦路经、玫瑰经、圣心月、圣母七苦等，也是9岁的时候就把这些经文都背诵了下来。吕守德的信仰在这种浓厚的氛围中深深扎下了根。

但必须符合得大赦的条件：第一，办一个妥当告解；第二，得大赦的当天恭领圣体；第三，按教宗的意向祈祷，念天主经、圣母经各一遍，而且没有犯罪的倾向，没有思恋和倾向小罪的意思，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全大赦。

在弥撒中，王建军如果看到哪位职员没有领圣体，过后便会私下询问原因，鼓励他们去办告解。规定每周六为职员的行善日，全体员工日行一善，每人做一件好事，为他人服务，以迎接耶稣基督的复活。

期间一些修女找我办告解以及谈话，于是我问：为什么这么多修女的脸上看不到笑容。我们怎么微笑？修女的回答让我深感意外。2016年，我到奥地利参加一个隐修院白冷会（奉圣母为主保），那里的修女们个个笑容满面。

如果当初能够兴建耶稣会大学，现在便忙于办大学，而不是做主教。我相信天主一直为我铺路去服务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