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皈依

我的家乡在雄伟的秦岭北麓，美丽的太白山下的一个山谷，名叫井索沟。

在半山腰上，有一个很长的大平台，是从山谷里面自然延伸出来的。在这里自古住着大约20多户人家，大多都姓罗，家乡人们叫它罗家台。罗家台向南大约3里路的更高的半山腰上，自古有一座圣母无染原罪圣堂，那里是一个自然村庄，家乡人称为上井索，在教堂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学，爸爸小时候在那里上过2年小学，一直到70年代末期，才撤销了这个小学；罗家台下面大约2里远的山谷的出口处，有一座耶稣君王堂，这里也是一个自然村庄，称为下井索。这是一个山清水秀，充满灵气的山谷。

在这个山谷里，有浓浓的天主教氛围，百分之七十的人们信仰天主教。至于天主教何时传进这个山谷，有人说是清朝乾隆年间教难时，有人逃难来到这里，传播了天主教，我也没有详细考证。在这个幽静的山谷中，生活着大约有五、六百位圣善的、虔诚的教友，在正常情况下，不管有没有神父来，他们都会主动在主日天罢工，在教堂钟声召唤下，聚在两座圣堂里，早晨公念玫瑰经，下午公念苦路经。悠扬的祈祷声，荡漾在这个幽静的山谷，冉冉飘向遥远的天际。

现在的上井索圣母无染原罪堂

现在的下井索耶稣君王堂

有两件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为何在一个相距很近的山谷中，盖了两座教堂？我们罗家是一大家，我的爷爷奶奶为何不信仰天主教？而别的罗家爷爷和奶奶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教友。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和奶奶，据妈妈告诉我，是在爷爷和奶奶病重的时候，别人介绍她认识了在县上公安局工作的父亲，她匆忙来到了我们罗家。为了照顾两位患有重病的病人，劝他们领洗进教，才嫁给爸爸。我有时候怀疑她这样说的诚实性。父亲年轻的时候，从他的照片上看得出来，长得很帅气，而且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妈妈的目的也达到了，两位老人在她的照顾下，领洗进教，平安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也成为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养育了7个孩子，除过一位男孩9岁夭折外，别的6位，都很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让妈妈一生最头痛的是爸爸，爸爸没有领洗进教，直到他生命的暮年，才皈依了天主。爸爸是罗氏家族最后一位领洗进教皈依天主的人。这条皈依的路相当长……如果这算他的慕道期的话，这个慕道期长达50年有余。

爸爸叫罗克明，生于1935年12月4日，病逝于2014年元月18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圣保禄归化日那天为他举行的殡葬礼仪。安葬他那天，参与他葬礼的人很多，人山人海，有教内的教友们，也有教外的朋友们。神父修女来得很多，大约50多位神父，20多位修女；政府人员也来得不少，送来了许多挽联，家里里里外外，挂满了感动人的挽联。

家乡人说，在这个山谷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盛大的葬礼，没有人享受过这么大的哀荣。我后来反省到，这个葬礼，也反映了爸爸一生走过的路，也反映了他的人品道德。村里人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的尊重。

我上中学后，对我们家的历史很感兴趣，有时晚上和爸爸睡在一个炕上，或者在美丽的夏天夜晚，房子里面太热，我和爸爸铺一张席子，睡在院子里。凉风习习，我边看天上的星星，边请他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据爸爸说，我们家在旧社会，相当富有，除过土地多外，而且还有远近人们羡慕的一个瓦盆厂。家里有好几孔烧窑，也雇用了许多工人，做瓦盆及烧瓦盆。但是，到了我爷爷时，爷爷和奶奶同时有了吸大烟的坏习惯，把家里吸穷了。开始卖地，后来卖房子，一步一步，家里就变穷了。我在电影上看到这些情况，比如余华的《活着》，福贵家里本来很富有，因为福贵有赌博的坏毛病，就把家里赌穷了。我们家就是爷爷奶奶吸大烟吸穷的。

后来，据说爷爷把瓦盆厂租给了一位姓赵的河南巩县人，这位赵先生很善良，他每月给我们家送几十个烧好的瓦盆，作为租金，还在生活上照顾我们衰落了的家庭，两家人关系很好，相依为命。在父亲的葬礼上，这位赵先生的女儿梅花阿姨，还来参加了父亲的葬礼。是梅花阿姨的女儿，西安保禄堂的赵萍姐妹，带她妈妈来的，她妈妈很希望来她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看看。她都没有意识到，安葬的人，就是她小时候她们东家的儿子。我后来也没有问梅花阿姨，她小时候认识不认识我父亲。

我父亲说，当他大约12岁的时候，就辍学了，背着瓦盆，走村串乡，靠卖瓦盆买点别人做好的挂面，维持家里的生计。有时，还要给爷爷奶奶买大烟。难怪爸爸好像不很喜欢爷爷奶奶，当我们计划给爷爷奶奶立个纪念碑的时候，问他爷爷奶奶的名字，他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看完《活着》电影后，我也想，多亏爷爷奶奶抽大烟，家里提前变成了贫下中农，这样，爸爸也不会当地主家的后代了，否则，解放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说不定也会成为人民专政的对象。还是老子说得对，祸福相依啊！

爸爸也告诉我，他曾经上过两年小学，常去上小学附近的那个圣母堂里玩，也认识当时在那里牧灵的侯神父，神父对待他很和善，有时也给他一些糖果；有时过大节日，也去下井索的堂里看热闹，和教友孩子们一起学习圣歌。但是，爷爷奶奶因为不信仰天主教，不许他去教堂，说那里的人都信的是外国神，不是我们中国神。有时爷爷奶奶也带他去附近的庙里拜菩萨、关公等神明。但是他心里还是觉得天主教圣堂好，干干净净，神父修女对人很和善。况且，罗家一大家近百人，都信天主教，只有我们这门子不信仰天主教，在心理上，感到很别扭。

在爸爸少年时代的神明观念中，我分析出，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在他心里，还是倾向于天主教，对中国的民间宗教，他好像不怎么感兴趣。这可以说，是他皈依天主教的初步萌芽。自然文化环境，对于一个人认识信仰很重要。

爸爸青年时代，正值新中国诞生初期。到处一片喜气洋洋，人们用期待的目光，欢迎这个新时代地到来，希望新社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与幸福。就像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投身革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父亲也一样。当朝鲜战火燃起的时候，父亲没有和爷爷奶奶商量，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准备走上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在眉县集中军训一段时间后，就在部队准备出发前夕，爷爷奶奶病重的消息传来了，爸爸如实告诉了领导，说他是家里的独苗，爷爷奶奶就他一个孩子，现在病重了。部队领导做出了非常人性化的决定，让他留在地方部队，做保卫工作，这样他可以抽时间回家照顾爷爷奶奶。

后来爸爸在眉县公安局工作了十几年。据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曾经先后给眉县几位县长做过保卫工作。这几位领导对他帮助很大，帮助他学习文化课，帮助他学习许多国家政治方面的大事情；特别是这些老干部，认真办事，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能够在我们村里当大约25年村长等要职，可能与他从这些老领导身上学习到的经验等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家里有一些父亲留下来的书籍，不是很多，都是关于《毛泽东选集》及马克斯、恩格斯、列宁等人物的著作，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还有他用过的几个笔记本，是他开会时的会议记录及写的一些学习心得。从这些资料中，我感觉到父亲的文化水平，通过自学，能达到初中前期水平，但他做人处事的智慧，远远超过了他的文化知识。他那时候的思想，可能在这些书籍及文化环境影响下，有很强的唯物史观，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后来也曾经告诉过我，他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没有灵魂。

六十年代初期，他下放回到家乡，一直在村委工作，做过不同职务的村干部。在文革期间，也被打倒，受到很多迫害。文革后，他又回到村委工作，一直工作到六十多岁，才回到家里，开始安度晚年，做一些体力范围内的农活。他在村上工作25年有余，是在这个村上任期时间最长的一位老领导。因为老百姓相信他，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位为人民服务者。

退休后的父亲

我们家里8口人，父母亲养活了我们一大家人。家里的日子只能达到温饱水平。别人请他办事，给他送礼，他都是严词拒绝。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位小学同学，文化水平比较低，想要到西藏去当兵，半夜来到我家，拿一瓶西凤酒来找我，托我告诉父亲。我告诉了我父亲，父亲让我把这瓶酒退还给我那位同学，后来爸爸帮助他去西藏当兵。他也有出息，后来还当上大官，父亲有病期间，还回来看望过一次父亲。他常对我讲：“你父亲真是位好人，那个年代，能有像你父亲这样的清官，真不容易啊！”

这就是他在村上能够长久当干部的秘诀所在：不贪污受贿，公正办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那个年代，中国有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清官，我想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所以，老百姓拥护他，爱戴他。也就是在他葬礼上，那么多村民自发来为他送葬的原因所在。他正直的人品，在伦理道德上，就是一位无名基督徒，因为他总是依据自已正直的良心，行事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一位正人君子。其实，在伦理上，他早就是一位皈依者。

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在那个残酷的岁月中，作为一位基层干部，我相信他也昧着良心参与了迫害教会的活动，他也昧着良心参与了拆除我们家乡下井索教堂的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拆除我们家乡圣堂的日子，许多教友都流泪痛哭，在镇压教友的反革命批斗会上，我看到父亲坐在主席台上。

但是，在那个风雨如磐、是非颠倒的岁月，父亲从来不干涉母亲的信仰，我们生下来就秘密受洗，父亲从来不干涉。母亲从小在天主教传统的家庭里长大，信仰很坚定，培养我们的信德，每天晚上及早晨带领我们念早晚课，父亲都是比较支持的。有时他坐在我们家门口站岗放哨，怕坏人来抓把柄。只是不许我们小孩参加家乡夜晚的秘密祈祷聚会。

有一次，我听说来了神父，夜晚也跟随大人，参加了秘密聚会，参加神父做弥撒。来人很多，一个大院子，黑压压一大片，挤满了教友，一位老神父，背对我们做弥撒，很神秘。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参加弥撒。奇怪，第二天就开始了搜捕活动，也有人告发我参加了，也牵连到了父亲。父亲严厉教训我，教会里面有叛徒，弥撒后的第二天就有人去村上告密，而且告密罗书记儿子也参加神父弥撒了。村上干部一听说我也去了，就告诉教会的领袖，不许神父以后来这里做弥撒，不管神父躲藏在哪里，他们也不搜查了，让他们赶紧打发神父快点走，希望别发生这事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也许是在母亲的干预下，父亲利用手中的权力，村上的迫害活动变得轻微一点，保护了许多无辜的人们。

在改革开放后，政府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在修建家乡教堂时，他积极支持修建工程，而且捐献了自己家里的钢材材料。母亲在父亲支持下，勇敢走向政府部门，向政府如实反映当地教会在过信仰生活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慢慢帮助政府了解教会的真实情况，一步一步落实宗教政策，落实教产。

教会一步一步开放，信仰也越来越自由。在母亲耐心劝导下，在周围许多亲友恩人的帮助下，父亲为了母亲能够领受圣体等圣事，有点勉强地秘密领洗了。他开始在信仰上走向天主。我听母亲告诉我，当父亲领洗时，为他受洗的宗长风神父，听从了母亲的建议，给父亲起的圣名是保禄。那个时候，父亲还在村上担任职务，从来不公开参与教会的活动。但是，主日天早晨，当教堂有神父来做弥撒时，他鼓励我们去教堂参与弥撒。他后来离开村上领导岗位后，也是偶然去一次圣堂参与一次弥撒。在那个复杂的年代，他不管处理任何事情，都是深思熟虑，给人感到足智多谋。难怪许多村民家里有矛盾纠纷，都请父亲调解。

爸爸正式与教会密切接触，是在我开始有了圣召的想法后。我修道前，曾经征求过爸爸的意见，爸爸很为难的告诉我：“也好，是条正确的道路，这条路也适合你走。”我心里清楚知道，他不希望我去修道当神父，他也请舅舅乔森为我安排好了教书工作。那个年代，有份工作，而且是中学老师的位置，相当不容易。但是，他尊重我的选择，那个时候，我都20多岁了，也长大了，有了自己的选择能力。我去修道院开始读书，离开时，爸爸送我一块延安牌手表，我一直注意保存着，戴在手上。一直到了我圣神父第四年，有一天，突然找不见了。那块手表陪伴我近乎10年。

我进了修道院后，听别人说，父亲开始进家乡的教堂参与弥撒，而且几乎每个主日天都去。而且开始认真学习教会的道理，学会了许多常用的经文。如果家乡的教堂没有弥撒，有时也会去附近的圣堂参与弥撒。假期我回到家里，看到他有时和母亲一起祈祷。母亲的祈祷时间每次都很长。我更多看到他自己睡前认真做祈祷的神态，很真诚！我看后，很感动。有时候，他也会问我一些他不太明白的教会的道理，我会耐心给他解释。

我圣神父后，有时鼓励他去办神功。他说神功架在祭台旁边，他去时总感觉到很不方便。他要求我听他的神功，我有点犹豫，但是还是答应了他。有时过春节，我回到家里，他总会给我200元，请我给爷爷奶奶做台追思弥撒。我也知道，这是他信仰成熟后的自然表达。我是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他常常把我当作一位神父看待。我总觉得，他比母亲还有信德，母亲有时拿我当作出气筒子，我回到家里，总给我发脾气。爸爸很少很少给我发脾气，特别是我圣神父后。

我后来给爸爸“索阅”了信德报，他每期都会认真看。而且告诉我，特别喜欢看我写的文章，鼓励我多写，别写得太复杂，太难懂。中国教友，大多都在乡村，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如果他都看不懂，看懂的人不是很多。这对我后来的文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爸爸也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当他78周岁那年夏天，他看起来身体还比较好。他告诉我，希望我能开车带他去一次周至教区的圣母山朝圣，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很感动。我和外甥女张莹、外甥祺祺及罗家的另一位叔父，一起去圣母山朝圣。

作者与父亲及叔父在登山路上

在登圣母山路上，父亲与外孙女张莹及叔父在半路休息

这是我第一次陪父亲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而且下山后，在附近餐厅吃了一顿大餐，这是我第一次请父亲吃大餐，也是最后一次。那天我在圣母山上为他们做弥撒，我在祭台上看到父亲整个弥撒中，都紧紧掬着双手，很虔诚。我从心里想到，父亲在信仰上真正皈依天主了。他的心在天主那里。我心里想，希望明年抽时间带爸爸妈妈能够去上海佘山，我修道读书的地方朝圣。

就在我们从圣母山回来后没有几天，父亲就突发脑溢血，完全瘫痪了。

这样，在病床上整整瘫痪两年多，做完他在人世间的痛苦补赎后，安静地回归天乡了……

 

父亲的遗像

 2023.8.19 于 罗马   CATACOM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