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感是，由于老校长对西方天主教会的变迁有切身的体会和理解，看到中国教会的现状和今后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必然需要越来越多的平信徒参与教会的福传、教会内部的事务管理。

全能神教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对《圣经》进行篡改性宣传并散布神秘异象，说：现在东方发出闪电直照到西方，神第二次秘密降身（第一次降临到耶稣身上，这一次是降到一位女性身上）来拯救中国人。

西方媒体历来毫不客气地对教宗评头论足，在教宗本笃十六世去职后，一向为尊者讳的人士也开始发声，所以这些天来对拉辛格教宗说长道短的人多了起来。

他说：圣方济各·沙勿略是位耶稣会士，他真的很伟大，限于当时的条件，需要乘坐几个月的船从西方到遥远的印度、日本、中国。

这种思想深受犹太—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思想的影响。持续了300之久的礼仪之争早已成为历史。

这些礼仪习惯源自不同民族的习尚和禀赋，包括东、西方的不同个别（地区）教会，因此罗马礼具备一种“跨区”的特质。

因为我欠天主的债太多了，……我愿意在那里期待主的应许实践，因为他决不食言，正如他在福音中所许诺的：‘有许多人要从东方和西方来，在天国里同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一起坐席。’

现在一些宗教小说、宗教文学，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不罕见，这让我很向往、也很尊重他们的表达。

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很高，而在我国，明清时代才出现资本主义城市的萌芽（如松江、宁波、泉州），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才出现近代的城市。

然而事实上从我在大学时期因为研究存在主义而对西方人文意识的基础——基督文化有所认识，尼采使我感到有必要了解他批判的到底是什么，雅斯贝尔斯使我体会到一个作家在基督宗教的遗产中可以有多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