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普遍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宗教界用良好的宗教伦理引导信仰宗教的企业家持守商业诚信，热心社会公益，做有社会责任的市场弄潮儿。

这种要改变他人思维方式或者一种体制的想法去殖民化一个民族。主教会议期间，非洲主教们抱怨说某些贷款总是附加条件。将一个民族的需要当成是渗透其中的机会，或者展示自己的势力。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了。

教会因着这份母性，不至于堕化一个机构、一个体制。当我们谈论教会的母性与所扮演的母性角色时，要切记这一母性来自于一个具体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圣母学离不开教会学，教会学离不开圣母学。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中明确表示，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

堂内阿拉贡的国王和卡斯蒂亚女王的席位高悬于石柱的上方，各种壁雕凸显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信仰和文化的特征。

但保禄从福音的伦理高度，挑战这种体制。他不以“宗徒的权柄”命令，而是邀请斐肋孟作出自由且爱德的决定。灵修意义：保禄尊重自由意志的决定，体现出天主恩典的合作性：祂启发我们，但从不强迫。

但再看看道教、佛教的异常繁荣，它跟现在宗教体制管理有没有关系？如果说基督教、天主教中的问题是因为有地下宗教，为什么道教、佛教没有地下宗教，也是乱象丛生？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进行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的转型。文化并非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环境变化。在历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

此外，也需要鼓励创设有效和各界都参与的体制结构，协助铲除犯罪行为，推动法制的文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某些明显的救济政策成了协助贫穷国家行动失败的原因。

今天的天主教在现有“金字塔”体制之下显得有较多的被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却要求天主教会不仅仅是普通信徒的思想解放，唤醒圣神能力在自己身上的临现，也要求那些身在管理之位的神职人士思想的极大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