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妙的是，我们与神父间、甚至与这座小堂乃至刚刚踏上的澳门这块土地，没有半点儿的陌生，反而感觉似曾相识，就好像自己是离家数载的游子，刚刚回到熟悉的故土，这也许就是生为天主教徒的一大幸处吧！

祖母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去世的。后来去杭州老家为祖母建坟，坐车穿过杭州城区某个地方时，杨老师指着街角一家饭店笑着告诉我们，在浙大读书时，每个周日从教堂出来他都会和一群教友同学到这家饭店聚餐。

数星期前，有一位大学的同事对我说——她不是天主教徒——她之所以留在圣大而非其他地方，全因圣大从上至下，都深信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即我们应该教育所有人，而且应作全人教育，她在这里遇到了这真实的感觉。

听不懂的我激动之心与听懂者无异，这是一个天主教徒对自己所敬仰的教宗的拥戴之情。而后，我们到地下室瞻仰历代教宗坟墓。

此外，每天都会有他教区的神父去总统府做弥撒，因为菲国总统及大多数政要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在处理国政前，询问天主的旨意当然不可或缺。

我非常庆幸自己是一位天主教徒，我的信仰是母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最不景气的年代，幼年时正值文革。在我十五岁之前，是绝对没有条件走进教堂的，母亲的膝头就是我和姐姐的第一所要理教室。

天主教教会日本主教团发布声明［爱国，尽忠天皇是日本真正天主教徒的路］，而且用信徒的奉献向日本军队捐赠飞机。二战结束后，日本教会对这些行为的悔改不足，战前的干部战后继续当领导。

父亲很爱母亲，希望生前死后都能永不分离，于是父母和当时已经出生的姐姐们同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她的父母都是善良的天主教徒，崇尚对生命的尊重。伊蕾娜的父亲是名医生，也是他们那个小镇唯一的医生。1917年，当地爆发斑疹伤寒，伊蕾娜的父亲因为频繁与病人接触，不幸受到感染，离开人世。

长期浸染在这个大染缸中的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对于离婚与再婚的现象也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