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宗方济各的教会与慈悲当大量的难民（移民）涌入欧洲，当这些难民潮在欧洲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可能被人联系到伊斯兰极端分子最近在欧洲制造的多起恐怖袭击的时候，欧洲的社会和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考查他们对难民

这一点可以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则由于斯坦福大学的招生主任兼财务助理罗伯特·柯讷理（RobertKinally）主动辞去他十分吃香的职位，以便在一个社会问题令人头疼的城市中作一名天主教神父

薇依自愿放弃中学哲学教师的工作，到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思考20世纪初的社会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同上，3。]

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与20世纪天主教重视人权和人的尊严的立场还是有明显距离的，还没有将灵魂拯救与社会正义、社会秩序的改造联系起来，因此他们的到来并无刻意推进社会革命或者社会改良的意义

菲律宾、南韩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圣召仍然蓬勃，教友们的热心程度、参与感很高，但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强烈地挑战着当地教会。　　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天主教会在13世纪的元朝昙花一现。

教宗答道：每当谈到社会问题，聚在一起研究贫民区的吸毒问题是一回事，到问题存在的地方，在那里住下来就近了解和研究问题却是另一回事。

课题资料收集与研究：为活跃报纸内容与版面，2010年冬，笔者曾鼓励“信德”编辑部就当前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给予关注、推动教会及时做出回应，并予以深度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