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之外：在难民（移民）中的天主教

谭立铸

一、在难民（移民）中的政治理解
    这次研讨会给我的题目是“新地缘政治与天主教”，相对于三十分钟的分享时间，这个题目大得让我不知从何入手。只好保留其中的两个关键词“地缘政治”与“天主教”，将题目变通为：“地缘政治之外：在难民（移民）中的天主教”，希望通过“难民与移民”的视域来考查两者之间的可能相关性。这是要先说明一下和表示抱歉的。
    选取难民（移民）的角度的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个是难民（移民）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尤其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其社会文化生态，推动他们重新进行政治思考的紧迫内容；第二个是天主教拥有特别关怀难民（移民）的传统，特别是当今教宗方济各对此一问题采取的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仅从他在2016年的言行看，难民（移民）的问题可能是他在“慈悲”之外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第三个来自最近读阿甘本（Giorgio Aganben）受到的启发，在他看来，由难民（移民）问题形成的视野可导向一种新的世界政治观念的塑造，由此反观西方现有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种种问题。在“人权之外”一文中，阿甘本写道：

    为解决耶路撒冷问题而必须考虑的选择之一是，这个城市同时而没有任何地域分隔地变成了两个不同国家的首都。这种情况所暗示的相互的外疆域性（或最好说成是无疆域性）的矛盾状况可以归纳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在一个国家中，可以想象的不是由不确定的和危险的疆界所分开的两个民族，而是同一个疆域内处于相互移居状况的两个政治社区，它们通过一系列相互的外疆域性表示相互关系，而其指导性概念已不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个体的避难权。同样，我们可以认为欧洲不是一个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蒙受灾难的“各民族的欧洲”，而是一个无疆域的或外疆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欧洲各国的居民（公民和非公民）都将处于移居或避难的状况，因此，欧洲人的地位将是移居中的公民（这也显然是一种不流动状态）。欧洲的空间将标示着出生（nascita）与民族之间的一种不可简约的差异，……在那里，内和外是无法确定的，在这个新的空间里，欧洲城市将通过进入相互的外地域关系而承担起作为世界城市的古老使命。
……只有在国家的空间被如此穿越，地质被如此变形，只有公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难民的世界上，人类的政治生存才是可以想象的。

二、欧洲难民（移民）的现状
    近年大规模涌向欧洲的难民（移民）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源自近东的叙利亚、中东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和各种迫害使他们通过陆路经由土耳其和希腊进入欧洲，一个源自利比亚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内战和贫困在那里造成了大量的难民（移民），他们大都取道利比亚和突尼斯通过地中海经意大利进入欧洲。
    战争是造成难民（移民）的最重要原因。据统计，叙利亚战争触及人口的一半，造成660万移民，490万难民；伊拉克战争造成440万移民，25万难民；阿富汗战争造成120万移民，270万难民；也门战争仅在2015年即造成250万移民。2015年全球计有2450万难民，来自工业国家的难民仅为320万。在这些难民中，三分之一来自处于战争动荡中的叙利亚、阿富汗和索马里，难民中的半数为未成年人。
    据Eurostat于2016年3月4日所做的统计，2015年进入欧洲申请避难的人数约为一百二十万，为2014年的两倍。其中叙利亚难民（移民）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移民）总数约占53%，这部分的难民（移民）大都通过土耳其和希腊进入欧洲。在欧洲接收这些难民（移民）的国家中，德国最多，占35%，其次为匈牙利，占14%，第三为瑞典。若按接收难民（移民）与接收国的人口比例，则匈牙利在这方面最为积极，约为180每万，依次为瑞典160每万，德国54每万，欧盟的平均值为2.47每万。与2014年相比，2015年收纳难民（移民）增长最快的国家分别为芬兰（822%）、匈牙利（323%）、奥地利（233%）。按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BAMF）的统计，则这一数据更高。仅在2015年，德国即接收110万难民（移民），其中叙利亚难民（移民）为428468人，阿富汗为154046人，伊拉克为121662人，阿尔巴尼亚为69426人，科索沃为33049人。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三幅图来了解难民（移民）的一些基本情况。

难民（移民）的来源和走向

通过海路进入欧洲的难民（移民）数量

难民（移民）赴欧洲路径及终到国

三、教宗方济各2016年有关难民（移民）的言行
    接下去我们用图片来说明教宗方济各在2016年针对难民（移民）的主要言行。

    （梵蒂冈电台讯）梵蒂冈的堂区响应教宗的呼吁于年初接纳了第二个难民家庭，教宗方济各于2015年9月6日在三钟经祈祷活动中呼吁“每个堂区都应接纳一个难民家庭，首先从我的罗马教区开始”。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3月16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4万人在场参加。教宗在要理讲授中以慈悲与安慰为主题，谈到目前数百万移民被拒之门外的悲惨遭遇，希望各国执政当局敞开心扉，开放国门。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3月20日圣枝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隆重弥撒时向参与礼仪的7万名信友表示，耶稣在祂的时代成了冷漠的受害者；今天，世界上的边缘人士和难民也遭人冷漠以待，人们不愿对他们的命运负责。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3月24日圣周四前往波尔托新堡（Castelnuovo di Porto）难民接待中心主持主的晚餐弥撒，为12名难民行濯足礼。这所难民中心位於罗马北部30公里处，收容了大约900名非洲裔难民。

    （梵蒂冈电台讯）一尊真人大小的“无家可归者耶稣”青铜雕像在慈悲禧年圣周期间被安置於梵蒂冈教宗救济所入口处。这尊青铜像呈现的是一位无家可归者，裹着一张薄毯子，卷曲着身子侧卧在一张长椅上，只露出带有钉孔的双脚。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4月16日前往希腊莱斯沃斯岛，偕同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以及雅典及全希腊东正教总主教希罗尼穆斯二世（Hieronimus II）看望那里的2500名难民，以人道和大公性质的举动表达对难民的关怀。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4月16日访问希腊莱斯沃斯岛后返回梵蒂冈，同机带回三个穆斯林难民家庭，并呼吁欧洲“找回融合的能力”。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4月19日向罗马阿斯塔里中心（Centro Astalli）发表视频讯息。当天，这个由耶稣会开办的中心公布了2016年年度报告，介绍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处境。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再次呼吁战胜对移民的封闭和冷漠，强调移民是礼物，而非难题。

   （《十字架报》讯）教宗于5月9日接受法国《十字架报》采访，对包括难民问题在内的多个现实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接见波兰总理，谈及世界青年节和接纳难民。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5月19日上午接见驻圣座新任大使，强调在今日“支离破碎和极端化”的世界，我们蒙召做“和平的匠人”。教宗指出我们不可因恐惧恐怖主义而自我孤立，教宗再次呼吁接纳移民。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5月27日接见了哥斯达黎加总统路易斯•吉列尔莫•索利斯•里维拉（Luis Guillermo Solís Rivera），谈及保护人的生命和移民等议题。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6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谈到共同关注的问题，如移民现象。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6月15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要理讲授中表示，我们每个人都会陷入厌恶移民的诱惑，冷漠与敌意使我们眼瞎耳聋。因此，我们要具备与有需要者会晤的“敏感与渴望”，跟随基督，把“那些受排斥者”置於我们道路的“中央”。教宗勉励众人做一次良心省察，检视我们对有需要者、病患、饥饿者的态度，以及对难民和移民的态度。

   （梵蒂冈电台讯）圣座10月13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撰写的第103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主题为：“年幼、脆弱和无声的移民”。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将於2017年1月15日举行。

四、教宗方济各的教会与慈悲
    当大量的难民（移民）涌入欧洲，当这些难民潮在欧洲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可能被人联系到伊斯兰极端分子最近在欧洲制造的多起恐怖袭击的时候，欧洲的社会和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考查他们对难民（移民）的政策和态度。在当下的欧洲，难民（移民）的问题成了分裂欧洲社会和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种形势下，很多欧洲国家开始收紧他们的难民（移民）政策，采取了包括重新控制边境，甚至以建隔离墙的方式来阻挡难民（移民）的涌入：欧盟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以管控难民（移民）途经巴尔干进入欧洲的渠道；法国在加莱建造高墙以控制从英吉利海峡过来的难民（移民）；曾说过“对我们的叙利亚朋友，我们不会设边界也不用签证”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也准备在土叙边界建立隔离墙。
    不但欧洲社会的舆论和政情，而且欧洲天主教内部的议论，也是教宗方济各不能不考虑的。由于进入欧洲的难民（移民）多有伊斯兰信仰的背景，欧洲的基督徒自然感受到一种指向他们传统和信仰身份的压力甚至威胁。《世界报》（Le Monde）8月13日公布了一份由Ifop进行的调查，该调查显示，45%的天主教徒认为“伊斯兰代表着某种威胁”，而在一年半前，这个数据为33%。在此不能不说，发生在法国的宗教极端分子对哈默尔（P. Hamel）神父的残杀，是一个转折点。
    面对这些情况，2016年的教宗方济各非但没从天主教的一贯立场上退缩，反而更加频繁地对基督徒和欧洲的政要们讲话，呼吁欧洲打开大门，真诚地迎接难民（移民）的到来。教宗方济各对难民（移民）的这种关注和态度，意大利议会前主席莱塔（Enrico Letta）在2016年3月11日接受采访时甚至这样说：“难民之于教宗方济各，就像柏林墙之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教宗方济各确乎逆流而上，当一些国家在建立或准备建立隔离墙的时候，他却在访问希腊时说：“建立隔离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看看上世纪就清楚……，关闭边境无济于事”；当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要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的时候，他就在访问美国时跑到美墨边境上举行弥撒；当波兰总统对难民（移民）采取更严措施的时候，他就在参加波兰的天主教世青节时不给东道国的领导留面子。
    教宗方济各在飞往希腊莱斯沃斯岛（Lesbos）时，他这样对采访他的媒体说：“这是一次不同以往的旅行，一次让人忧伤的旅行……，我们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坏的人道主义灾难。”从以上看到的，教宗如此关注难民（移民）问题，把难民（移民）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只能说明，这个问题已以某种方式触动了天主教的信仰实情，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考验教会的试金石。
    在教宗主济各那里，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慈悲的，因此是开放的教会学。现任教宗对慈悲的敏感由来已久，他在自已的主教徽章上铭写这样的一句话：“因慈悲而拣选（Miserando atque eligendo）”。在梵二公会议结束五十周年之际，他于2015年12月8日开启了普世天主教的慈悲禧年，也正是为了迎接慈悲禧年，他号召欧洲天主教以实际行动在“每个堂区、每个修会团体、每个隐修院、每个圣地发扬福音精神，接受一个难民家庭”。
    慈悲作为一种爱的运动是一种走出自身的运动，慈悲的教会因此必须是一个走出自身的教会，这就是教宗方济各对现代世界内的教会的理解。他在5月18日主持圣神降临节前夕守夜礼时讲道说：“教会必须走出自我，走向边远地区，不要封闭自己，而是要成为一个为穷人的贫穷教会。” 8月25日诵念三钟经前讲解耶稣在福音中谈到永恒的得救时又说：“耶稣这扇门永远不关闭，始终向我们敞开，不作区分，不排斥，也没有特权。”建立在慈悲之上的教会学必须反对某种“自恋神学”，一种封闭的教会观。因慈悲走出自身的天主教没有什么自身的利益、自身的权力、自身的荣耀可以谋取。教会没有自己的中心，作为世人圣事的教会，它必须在自我的融化过程融入世界。教会在利益、权力、金钱的世界里变得越不可见，天主的慈悲就越被世人看到。
    从封闭的教会学或自恋的神学中走出，走向一种开放的教会学或相遇的文化，这是教宗方济各给处身现代世界的天主教会指明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梵二公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他8月28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接见意大利皮亚琴察-博比奥教区的青年朝圣团时谈到真理时指出：“真理不能拥有，我们没有真理，我们应该与真理相遇，与作为真理的天主相遇。” 9月28日，教宗向出席要理员大会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表示：“我宁愿要一个拥有相遇故事的教会而不要一个病态的教会。”
    慈悲是一个相遇的故事，教会必须讲相遇的故事，必须拥有更多的相遇故事。与带着慈悲情怀的教会相遇的，可能是令人感到陌生的人物，可能是夹杂着威胁的多样性，就像可能夹杂在难民中的宗教极端分子，但如果相遇的故事就是信仰的故事，那么任何的威胁不但不能成为教会放弃相遇的原因，反倒是在这个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时代大谈相遇故事的理由。在这个时代，天主教比任何时代都更得与冷漠文化，与“抛弃文化”作斗争。
    比较最近的三任教宗时，美国诺曼（Noonan）主教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富于哲理，本笃十六世富于神学思辨，方济各则富于牧灵经验；若望•保禄二世是教会的灵魂，本笃十六世是思想，而方济各则是心。

五、在地缘政治之外的天主教
    地缘政治，无论是新的或旧的，都在某种意义上以自身为位置或中心设定了一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必讲亲疏、远近、同异，因此与卡尔•施米特建立在敌友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有着内在的相通性，按照他从神学而来的见解，认为一种有关人的“无差别的乐观主义”根本不可能：
    政治造成了最剧烈、最极端的对抗，而且每一次具体对抗的程度越接近极点，即形成敌—友阵营，其政治性就越强。在作为一个有机的政治统一体内，完全由自己决定敌—友的划分。

    尽管地缘政治在不同的时代，由于交通、技术、语言等原因经历过陆权、海权和空权的不同形式，然建立在中心意识（自我意识、主权）之上的敌我辨识永远是它存在的理由和现实。如果没有或明或暗的，或近或远的，当下的或将来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军事的或意识形态的等等敌对力量，国界就不再必要。国家作为一种最高主权的现实和实体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处于一种建立在敌友假设上的战争状态内。因此只要政治，在施米特的意义上必定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存在一天，就一天无真正的和平可言，有的是永远的潜在战争。
    地缘政治是一种划分的政治，或者说是一种标签的政治。如果没有划分（标签），一切尘世意义上的权力就要从内部塌陷。这也是尼采对权力（力量）的自然理解：必须有中心与边缘，必须有主与奴，必须有差等。没有落差，就根本不会有自然的力量，即使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力也是这样。
    要理解教宗方济各的教会观，以及在这种教会观下的对难民（移民）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就得从这里去找线索。真正的慈悲要求教会真正的“走出自身”，真正的去中心。教会要在真正的去中心中成为教会，就像一粒种子在落到地里死去中成为真正的种子。教宗方济各为此不断地提醒说，教会没有自身的利益、切不可把教会塑造成某个利益集团；教会无论对内对外都不是某种权力或某种类似的结构，它的使命（圣召）是服务，因此天主教无意形成某种政治性权力，也无意与任何一种尘世性的政治势力结盟；教会必须抵抗金钱主义的诱惑，否则它就不能积累天上的财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难民（移民）问题成了考查天主教的试金石。连自己的地域都不再有的难民（移民），也就成了一帮“没有用处”的人，在他们当中，不可能谋求任何的利益、权力等，在那里只可提供一种纯粹的服务。为难民（移民）提供服务的教会甚至还须放弃自我意识和主权意识，在接收难民（移民）的问题上，教宗在访问希腊时不同意区分基督徒的难民和穆斯林的难民，因为无论他们信什么，他们都是“天主的子女”。
    然而，难民（移民）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恶的存在吗？难道没有善与恶的不同和划分吗？当然有这样的划分，但这种划分应停留在神学的层面上，而不应贯彻到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教宗方济各反复强调，必须把恶本身与具体的生命和社会团体分开来，不可把两者混同起来。尽管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由极端分子发动的恶行大都涉及伊斯兰教的背景，但教宗方济各从不把极端分子的行径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信仰联系起来，更不认同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战争（斗争）。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也是居于同样的逻辑。这位教宗甚至走得更远，他说，福音的传播并非是要人在宗教信仰上改宗。
    教宗方济各近年的一些言行，在天主教内外确实招来不少议论甚至攻击，有人说这位教宗是个左派分子，因为他不但张开怀抱去拥抱东正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的众多领袖，还非常友好地主动走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和中国。但无论如何，对教宗方济各进行划分和归类不得要领，因为他的这些言行，恰恰建立在一种去中心的，反对划分的神学努力之上。他致力于在天主教内消除一种被他称为“神学自恋症”的教会观。
    这种反抗地缘政治，消除由地缘及由之产生的种种身份性辨识的根本理由奠基于福音信仰的真理内，保禄宗徒对之有非常好的表达：
其实你们众人都藉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因为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迦拉达书》3：26-28）

    在基督耶稣内，基督徒的身份，他与非基督徒的划分，不同样陷入这种结局吗？成为基督徒难道能因此要求并形成一种居于身份的主权意识吗？这就是保禄心目中基督信仰的大公品质（Catholica），这种品质使人的具体生命不再最终依据于地域性（大地），而是超越这种地域性，进入到一种无限开放的天空中。 在这种超地域性的空间里，在这种“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的空间里，一无所有的，作为“赤裸的生命”（niked life，阿甘本语）的难民（移民）才能在任何的地方进入自己的“家”里。也是在这里，我们才明白为何难民（移民）问题乃天主教信仰和实践试金石的原由，理解为何以慈悲为怀的教宗方济各逆流而动，难民（移民）问题竟是他努力破解的新的柏林墙。
    开放就是不设防，不设防的开放时刻面临着威胁甚至牺牲，这是上升为“天主子女”者在尘世的可能命运，因为尘世的恶势力不会停止它的统治。基督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他劝人把内衣给那个抢劫他外衣的人，他让他的弟子放下已在手里的剑，他自愿地走向钉他的十字架，他求天父原谅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是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的开放，一种在人性看来的“过度开放”（excès d'ouverture）。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由十字架开放的超越地缘政治和任何一种政治的空间里，恶的势力才无法完成最后的占领，才无法完全化身为作恶之人（这也是神学上反对死刑的理由）。这一“过度开放”的十字架空间使恶势力永远无法与自身重合，永远只能作为一种虚无现身。
    教宗方济各只要还坚持这种来自福音精神的“过度开放”，他就必然涉及到一种公教的超地缘的政治神学，最终也必在所有属于尘世的政治面前显现为“另样的政治”：总有人会说，这个教宗是“左派”的，或者说，这个教宗是“保守派”的。确实，如果我们理解不了福音精神的这种“过度开放”，理解不了大公信仰的真实意义，理解不了在基督耶稣内的生命已在地域或地缘之外，因此在历史和文化之外有其面对天主的面容（“天主的子女”），那么我们确乎理解不了难民（移民）问题在教宗方济各的神经里所引起的疼痛。
    现今存在于欧洲乃至世界上的收容难民（移民）问题，确乎触动了特别地属于天主公教的政治神学，它与施米特理解的政治神学无关。 永远的和平不可能建立在某种属于民族国家的主权之上，而建立在一无所有者的避难所之上：
可理解为这种发生错位作用的区域化方式的收容所正是我们仍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政治的隐蔽母基，我们必须学着去在其所有变形形态当中辨识它。民族（出生）、国家和领土三位一体之上已经多了第四个不可分离的、也是打破这老旧三位一体的元素，这就是收容所。

    欧洲的基督徒和政治家们应明白，教宗方济各所说的和所做的正是要恢复欧洲的原有使命，使欧洲重新成为“世界的城市”（阿甘本语）：
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就不再承担任何必要的历史任务了。

                                               2016年诸圣节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