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这样一个研讨会，非常希望能看到中梵交谈，这需要时间，但我们要有信心，有信德，信德能带给我们信心。

我们很容易为教会的发展和福传事业做很多计划、想很多策略、做很多宣传，我们可以开很多决策会、研讨会，我们可以写很多报告，绞尽脑汁地讨论、思考不同的方案，然而，如果没有圣神的生命、引导和圣化，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内在被圣神改变

赵修女外出办事，总不愿麻烦教友们，尽量自己坐公交，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有时教友知道了就硬开上车拉上赵修女。

紧接着，宗神父又协助老修女恢复了“圣母会”和“耶稣圣心会”，并开办了“望会院”和“初学院”。在老主教主持教务期间，共恢复修建教堂40多座，满足了当时教友们的宗教生活需求。

郭元璋喜欢把卧室的前窗打开，而孙熄妇则愿意让他打开后窗，因为开前窗客厅来客人时有时会有一股老人味，而且冬天也会冷。有一次，许萍莉回家后，见爷爷把前窗打开了，就对他说：“把前窗关上，打开后窗。”

现在我在一所大学食堂开面馆，很忙。开始婆婆不支持我的学习，当婆婆看到我的改变时，她的态度由不赞成转为了支持。在公交车上，以前我总是抢座，现在即使坐下了，我也要看看周围有没有更需要坐位的人。

只有因着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的生活楷模，这样才能使教育事业真正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

我们在国内还能推行开吗？我们各地盖的圣堂一律欧洲式，可以理解大家的怀旧情怀，然而，为我们的礼仪本地化何日才能来到呢？

此时的吕守德非常坦诚，把自己的现实状况实际需求很直接地告诉了主教，主教当即承诺每月给他开300块钱工资（这在八十年代初，已是很好的待遇）。

其实，雷鸣远神父在1916年天津老西开事件中已点燃教会本地化的熊熊大火。雷鸣远神父虽因这个原因被法国遣使会调到宁波，但由他所起的影响，不断激励后来人为他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理想继续奋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