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留意到传教士的减少已有一段时间，不过，教区神职和修会会士倒是有所增加，本地司铎在数量上的增加形成了传教合作的新形式：一些年轻的教会开始派遣司铎到本国或本大陆其它国家缺少神职的教会。

新一届世界病患日将在澳洲阿得雷德（Adelaide）举行，整个庆典将以东方伟大传教士圣沙勿略主教座堂的弥撒为高峰。

究竟是真的没有福传市场和仰慕真道者，还是我们做得不够好……回想起18世纪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开疆拓土，我们真应该惭愧。

隆巴迪神父指出，教宗方济各从巴西回罗马的空中记者会上，曾评论过两位已故教宗说，若望保禄二世是伟大的传教士，就像圣保禄一样，而两个封圣礼同时进行，标记着教会感激这些当代教宗见证人的圣德，他们与梵二会议在不同方式上连结起来

打开天主教会在中国福传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看出，从利玛窦神父走进中国大门，到民国初期的雷鸣远神父等，这些传教士为了福音的传播，远渡重洋、跋山涉水，远离故土家园来到华夏，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奉献给了中华民族

南堂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是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二任主教兰溪（山陕区分治前）于1716———1727年间，派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戴弟主持西安教务时，在城内土地庙什字购地筑院建堂的

小燕，你们太原教区是具有三百年历史的伟大教区，在那块土地上洒下了传教士、历代神父修女以及心地纯朴善良的教友们的热血。

随后也接见了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鲁伊尼枢机，他将于二月十日上午十点在罗马主教座堂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为本月五日在土耳其特拉布宗城遇害的义大利籍传教士安德肋•圣托罗神父主持葬礼。

其实这种传统到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还保留着，即把人的思想、情感、对神的崇敬都溶入建筑中。听爷爷辈的人说村中原来建堂在建筑过程中，当时的神父把每天砌几层砖都规定好了，而且一丝不苟。

１９３９年９月，二战爆发后，军阀盛世才下令“教堂关闭、土地教产牲畜一律没收归公”，并将传教士全部押去迪化监禁，十八个月后释放，但逐出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