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神父：我计划在台湾建一座白冷静修院，这是一座在精神上能标示白冷会传教士们无私奉献的会所，对堂区弱势民众提供足疗学习与工作的会所，我们现在也正为此筹款！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此外，还有移民传教主任和船上司铎的说法，他们将激励专门负责对移民以及在船上旅行和工作的人进行牧灵关怀的神父；传教士都拥有与教区司铎相同的权限，但只针对自己的语言和国籍的人。

最后一位在云南服务的传教士也已去世十年。那时，我刚好成为为天主子民献祭的司祭。

她十分钦佩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为了基督，为了福传，弃亲人、舍国家，不辞千辛万苦，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了中华大地，李保富说：看到他们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与他们所做的更是差之千里。

我们现今世界不断地发展，因此，有些传教士心中浮躁，认为传教无希望，跟不上潮流，教会世俗化了，没治了。但为何不把中国佛教留给后代的中国人的那份潇洒自在继承下来，并发扬在福传事业上来呢？

如今​虽然一位传教士走了，但她及其修会的故事的确还没完。无论是她们创办的学校，还是受其影响而自发成立的希望之友善会、冀望团体，抑或献县圣望会、邢台炼灵中保会，其修会的神恩、使命、精神还在延续着。

他尤其爱看《圣人传记》，他说：“当初那些外国传教士离家弃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艰难福传，有些竟然死在了中国，永远地睡在了中国的泥土里，与国与家永久诀别，这种为福音舍弃一切、不畏艰辛、不惜生命的精神给了我很大鼓励

早在19世纪，比利时的传教士就来到了集宁地区，修建教堂，传播教义，当地的教堂就修建于民国时期。

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会，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满清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

从1920至1954，共有150位高隆庞传教士为中国服务。1950年代后，高隆庞修女们留在香港从事医院、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