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正定神乐院成立的前前后后

正定神乐院，右后为河北神哲学院正在建中的教学楼（1996年）

神乐院的由来
     
    本笃会（简称OSB），是公元529年由意大利的圣本笃（480-547）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所创建的一个隐修会。
    圣本笃为修会钦定了会规，共73章，涉及祈祷、灵修、求知、劳动等各方面。会规规定会士不婚嫁，不拥私财，一切服从长上，称此为“三愿”。会士们每天必须按时进堂诵经，咏唱“大日课”，余暇时从事各种劳动。会规要求祈祷不忘工作，视游手好闲为罪恶。后来该会规成为天主教修会制度的范本。本笃会传统上重视教会音乐，今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的本笃会修院仍保持这一传统。
    10世纪时，因本笃会许多修院纪律松弛，法国克吕尼修院发起改革运动，“重整本笃会”。1098年，出生于法国香槟省贵族家庭的本笃会修士，茂来斯木修院（Molesmes）的院长圣乐伯（Saint Robert），率领19位志同道合的修士，到法国东部勃艮第省第戎附近熙笃（Citeaux）的一块沼泽地创建新修院，称为熙笃会。他们过着更宁静、更简朴、更符合圣本笃会规精神的生活，远离人世，宁静独处，生活于简朴、克己、劳作、祈祷和阅读中，并极注重团居生活中的弟兄友爱。15-16世纪时，因会士到殖民地传教，该会的隐修性质逐渐淡化。
    1925年，美国本笃会的神父在中国北京创建了辅仁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被撤销，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在国内外负有盛名，时与北大、清华、燕大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辅仁大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已是一所拥有文、理、教（育）、农4院13系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培育了一批政界、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及企业界的英才，如王光英、王光美、李德伦、来新夏、史树青等名家。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世纪以后，熙笃会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神职人员，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熙笃会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的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熙笃会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经过近100多年的休养生息，熙笃会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又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扩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

坐落于张家口涿鹿境内小五台山东麓的杨家坪神慰院

    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19世纪末，全世界只有53个熙笃会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于中国的太行山深处。机遇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莱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莱斯主教的这个梦想是有他的根据的。修士们是封闭内修的。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会，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满清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远避开战乱的安静所在。 

神慰院的修士们在祈祷

    最初他们商议的修院，是和索菲亚入修的那个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尔默罗会的。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派出几个先行者。可是，带队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计划只能取消。经过考虑，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熙笃会，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捐出的这块土地确实很大，大致有100平方公里，可是，那远不是什么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沟里的大乱石滩。
    经过一番准备，担负着创院重任的索诺修士，从欧洲来到现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出发去杨家坪。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欧洲修士，其余的同行者是向导等临时随行。没有公路，他们扎进茫茫太行，足足在羊肠小道上艰难攀援了三天，才到达这块未经人们触动的处女地。一片荒野，满地大石块。虎豹狼熊狐，一应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群落，开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熙笃会修道院。他们称它为“神慰”。杨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稳定地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个内院，还按照熙笃会修院的传统，在院内建起了一个法国式的教堂。和全世界的熙笃会修院一样，教堂是他们精神的聚合点。因此，他们即使只有原始的滚木铺垫的运输方式，还是亲手运来沉重的花岗岩，雕成一根根直径一米的柱子，成为教堂券拱的砥柱。  
    修士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乐土。他们不仅在内院有自己的小花园，在一条条山沟里，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树。春天粉黛的杏花缭绕着山谷，秋天修士们亲手制作出当地最好的杏干。他们有了自己的砖窑支持扩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栏羊圈，供应肉食和每天的鲜奶。菜园也在扩大，除了封冻季节，蔬果不断……当时他们有120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照他们的传统，在1926年，他们也“分产”出了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子修院”，即正定的神乐会。

神乐院的成立

    1926年，察哈尔杨家坪的神慰院有26位司铎，神哲学生7、8名，初学生6名，助理修士50多名，无疑是一座拥有百名修士的大修院。是年元月熙笃会远东视察员神慰院的直接长上德劳思院长（Delauze）即绍违尔的继位院长来华时，杨家坪正值大雪缤纷，万物皆衬着银白色的衣裳，俨若与白衣修士媲美，然而尽管白雪遮盖了大地，也掩不住神慰院的突飞猛进。视察员一见便说：“壮哉！神慰院！这是天主的圣意，也该分立一个熙笃会的家庭了！”
    其时河南的主教渴望在卫辉建立一座修院，同时河北正定教区的文致和主教（Schraven）和副主教巴国范（Baroudi）也渴望在正定教区成立一座修院，希冀借助修士的祈祷和补赎，并为本教区的司铎获得隐修院举行避静加强神修的处所。
    有鉴于此，杨家坪神慰院的汪院长遂偕同巴爱德曼和张日辣尔两位神父亲赴河南勘察，回途亦顺道审勘正定，并与文主教会商，结果决议在正定分立修院。
    正定位于河北省西南部，教友热心而且信德根深蒂固，教区的小修院圣召又非常充沛。再者该地沿平汉铁路，交通便利，去杨家坪又不太远，联络较易，这都是有利于分立修院的先决条件。
    正定教区为成立隐修院特指定三块土地，任选一块见赠。
    第一块位于正定县城之南十里许，滹沱河与其支流形成的汀洲之上，故称河滩，有良田树林牧场等共计17顷。
    第二块地方为正定以北的桥寨，这是3000名教友的集结地，据1926年统计，村民全是教友，村外有一块不毛的沙滩，骤视之分文不值，但向下一掘，发现砂砾之下，有很肥沃的土壤，若设法开发可能变成良田。
    第三块在元氏县境内的一片荒野。有一条小溪蜿蜒其间，可以利用灌溉，从事开垦，不难把荒野变成沃田，并且该处离铁路不远。交通尚称方便。购买手续开始都很顺利，地价已议妥，契据也拟就。无奈县政府从中作梗。主教曾写信给修院说：“我们在元氏拟购买的土地，政府总是诸多为难，看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按我的意见，还是选择河滩好啦！”
    结果选择了第一块地方为建立修院的地址，汪院长为这座修院命名为圣母神乐院，俗称河滩苦修会。

修院养鸡场

    为策划建立分院事宜，巴副主教亲赴杨家坪磋商，迨返教区后，文主教乃晓谕所属教友，并蒙教友慷慨解囊，踊跃捐献，成绩可观。巴副主教便急不可待地鸠工庀材，做建筑的初步准备。1927年9月第一位会士巴美德曼神父到正定，目睹当时的情形，曾如是记载说：“想不到巴副主教如此的费心。为未来的修士预备一切，真是无微不至，好似为未来的婴儿准备襁褓的母亲，他更是中国第二座熙笃会修院的特别恩人。”不久汪院长又派一位精通建筑工程的贺神父偕同一位助理修士赖孟赴正定襄助建筑事务。迄至1928年春，大功告成，圣堂中的圣体灯已开始放射光明，其他饭厅、寝室等共50多间亦已竣工，规模宏伟。
    当时神慰院的修士，人人皆以赴正定创立修院为荣，故此为甄别人选，使汪院长大动脑筋。院长的作风祟尚服从。他亲自拟定两批将赴正定的人名单，分装于信封内，交给一位神父，嘱咐定期揭晓。自己先带一位辅理修士王希伟首途赴正定，处理一切。院方面待到了预定日期，先后公布两张名单，每张名单为7人。第一张名单公布后第三日，便有五位歌咏修士同两位辅理修士乘驴扬鞭登程。首至北平转乘平汉铁路列车于1928年4月28日抵达正定。这批修士中最年轻的便是1941年荣升神乐院第一任正式院长的李博岚神父，当时他还是一位新发愿的哲学生。修士们到达神乐院的翌日（4月29日）正值熙笃会第一位会祖圣乐伯的瞻礼，汪院长于是规定自即日起神乐院开始全守会规。

修士耕田

    一个主日后，第二批修士也安抵正定，同时神慰院特以15头乳牛赠予新修院，由三位工人带领，徒步取道曲阳、平山，历时一个多月，穿山越岭，人畜均安全到达，5月9日为神乐院开院纪念日，是日正定教区的文致和主教驾临主持启钥典礼。

神乐院受考验

    凡是天主的事业，无不印着十字的标志，不经痛苦与挫折不足以证明“天主的手指”之所在，神乐院的诞生本应一帆风顺，但是它也逃不脱这个定律。
    第一种考验是水灾：原来神乐院位于滹沱河的一个汀洲之上，每当夏季大雨滂沱后，河水暴涨，常有泛滥之虞。故教区的主教有鉴于此，早已在西南方筑起两条长堤（高七尺厚两丈），疏通河道。不料1930年酷旱之后，倾盆大雨一气下了六昼夜，河水骤然涨高了两丈，修院顿成泽国，连修院房舍所在的高地也被淹没，蓄养的牛猪等却浮在水面，修士见情势不佳，慌忙把书籍和祭品等搬运楼上，可幸水位刚齐门限，即停止上升，惟有外院的工人房及附近的本笃庄均遭浸没，损失颇重。事后，有的修士主张迁移修院，又有主张加筑一条长堤，防堵未来再受水灾之厄困，并详细研究泛滥的情景，将考察所得，送交天津工商学院，请专家审阅指示防止水灾的有效措施。但是，像那样的洪水灾祸，过后再未重演，年月日久，时过境迁，也就淡忘了。
    第二种考验是圣召荒：修院甫告成立，即有好几位神父和修生踊跃进会，可是事实印证，轻率入会者难得持久。十年过去了，由神慰院派来的修士，已有三分之一先后归天，但新进的不过三位，莫不为人丁奇缺而忧虑。
    第三种考验是更季溽暑：每当六月至八月间，气温常徘徊于华氏表百度（38℃左右）上下，酷热翳燥，终日如处于蒸锅之中。加以汪院长注重会规、凡衣食、睡眠、工作和日课时间无不悉照规例，丝毫不准通融，夜晚必须穿着全套会衣就寝，在狭小的睡房内，令人彻夜难眠。两点起床，又要在热得使人窒息的气氛中念两小时的夜课。睡眠不足，自然不思饮食，再加上烈日下劳动的苦况，精神肉体的磨炼概可想见了！犹忆汪院长曾致书杨家坪神慰院称赞神乐院的修士昼夜全穿会衣，人人满身痱子，真可谓豪杰之至。
    但是天主并不向人要求常常行豪杰之德，故天主为表示他的圣意，用了三位热心修士的性命作示范的开导。1933年6月下旬，天气异常炎热，一位法国神父名叫维道者，在烈日炎炎下仍到葡萄园工作，及至自觉不支，乃禀明上司准予休息，傍晚手足拘孪，骤入昏迷状态，数小时即魂归天国。次日埋葬，丧礼完毕的刹那，一位名叫路加的中国青年修士卧病不起，跟着又一位比籍神父方济各沙勿略也感不适，不到24小时相继逝世，实堪浩叹！更因其他的修士没有一个不给病魔所缠扰，而对亡者竟未能照规成殓埋葬。
    这项噩耗曾震惊了不少人，当年9月12日熙笃会的常年会议，闻讯后大为悲恸，以全体名义致电吊唁，并即命令远东视察专员翟辣尔院长速速来华，斟酌实情把会规按环境予以变通，结果决定如下：1.夏季豁免修会大斋，早餐应加瓜果点心；2.自上午9点至下午3点不许在阳光下工作；3.睡眠时以小型圣衣代长袍的圣衣；4.夏季不穿会袍，不穿嘎巴。

神乐院升格为自治修院－选举院长

    神乐院自1928年成立迄至1941年，这13年的过程中，一直如同一个婴儿，委诸神慰院的抚养，做神慰院的附属修院。1935年汪会长赴法国参加熙笃会议，顺便邀请了几位法籍神父来华服务，加强了神乐院的阵容。1937年，天主的仁慈降临神乐院，入会的青年比以前增加，至1941年度发显愿的修士（有选举权的）已有14位，再加上初学生和辅理修士共有40多位，俨然是个正常的修院了。

神乐院首任院长范安当神父

    天主为酬报汪院长数十年如一日的劳积，特赐以大十字勋章，他在1940年冬接连两次脑溢血，不能再理院务，两座修院遽呈群龙无首状，两座修院亟亟需遴选院长了。
    熙笃会罗马总部得悉汪院长患疾，特别委任日本海灯修院院长茂而文来华视察，经茂院长将实情呈报总部后，于1941年4月接到复函。大意是：1.接受汪院长辞职，神慰院另选院长；2.神乐院在神慰院选举院长之前，先升格为自治修院，并选举自己的院长。

神乐院首位中国院长李博岚神父

    神乐院得悉这项消息后，每个人都喜形于色，不胜雀跃，经过数日的安排，遂于5月22日在茂院长主礼的大弥撒中，神乐院每位修士一一地高唱改换恒居愿文，誓许至死要做神乐院的修士，从此神乐院便为自治修院了。
    5月31日，是圣神降临瞻礼，当茂院长唱大礼弥撒完毕后，即举行选举院长仪式，由茂院长主持监选，并请教区的艾神父和马神父作证人，神慰院的副院长卢神父担任秘书，及有选举权的14位会士，聚集议厅，遂将议厅的外门封锁。选举院长如选教宗一样，必须有过半的票数才合法膺选，一次投票如无结果仍须继续无限期的重选，及至选出了院长，遂鸣钟宣布。斯时伫立在外等候消息的学生和辅理修士们，一闻钟声，迅即分成三组，一组歌侣初学生在议厅外，一组辅理初学生在圣堂外的走廊上，一组辅理修士在大门口，企足倾听喜讯，恭迎新院长。当议厅门开起，卢神父由教区神父陪同首先步出议厅，以拉丁语报告说，“本院中国会士李博岚神父依法选为院长。”俄顷双钟齐鸣，众修士群拥新院长进堂，合唱谢恩歌，并引新院长登上院长座位，礼遂告成。
    李神父膺选院长，因众心所向，自是意料中之事，可是也算是一件奇峰突出的奇迹，因为中国神父担任院长是破天荒的第一位，同时他刚满35岁，还很年轻。更因他自13岁入会迄至升院长时虽已有22年的会龄，但发愿后，大半时光都是教授拉丁文和做初学生的神师，对于外勤、理财和酬酢等很少经验。然而得天独厚的李院长，聪敏智慧，兼好学勤求，对神修颇具进取心，对人对事尤为和蔼达观，奠定了以后在大难中能担当大任的基础。
    自1941年自治伊始，因处于日治时代，不断受日寇的侵扰和压榨，神乐院在日军数年的蹂躏下，争生存，获温饱，而神修工作亦同样进展，李院长的功劳不可泯灭。
    1947年，因内战神乐院不得不搬迁至蜀地新都县泥巴沱，受到四川罗主教（Mgr. Rouchouse）的欢迎，神乐院在此度过三年窘困的生活，1950年后，熙笃会士们不得不再次流落至香港、美、加等地。1955年11月11日圣座批准神乐院由正定迁移香港。1956年6月29日，神乐院正式迁至香港大屿山至今。
    神乐院在李院长的领导下，自1951年在大屿山搭木屋起至1962年最后一座大厦竣工，在艰苦经营下，克服了层层难关，步步向前迈进；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即是在修院中依旧能按圣本笃的规矩度他们的隐修生活。蒙天主降福和友好的襄助，目标才赖以完成。李院长常谓：对复兴神乐院不敢居功，这是圣母一手包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