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年初在陪伴父亲住医院的日子里，在心脑科的病房里，看着满屋的病人，有老的，有少的，各式各样的人。也许是病痛的缘故，他们都有着一张麻木的脸，看不到丝毫面对生命的热情。

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开始了事故处理程序。在处理过程中，又是一波三折，极不顺利，令他十分烦闷。后来不知怎地他来到了基督教堂：一位婆婆接待了他。

1905年后，都神父任教于嘉兴文生修院至1909年（宣统元年）前往北京栅栏修院任教为止，1929年12月19日安逝于北京圣文生医院，葬栅栏教会墓地。

爱就是福传……神父做完弥撒之后，会长陪他到病残教友家里送圣体，我借此机会向教外群众了解他们对天主教会的看法，其中有乡镇医院的退休员工、小学老师和几位村民，他们对教会有极高的评价

母亲就这样等了两年，父亲监外施行回家来了，母亲再到医院时眼球都紧紧地被瘤包裹了，眼球也不能留在眼框中了！母亲用眼睛换来了我们兄妹的被关爱！母亲和父亲就这样茹苦含辛地照顾并养育着我们兄妹九人。

国外的医院诊所只管看病，买药一定要到药店，此时已是下午6点多，药店已经关门，韩神父又委托自己的侄女找人打开药店门为我买了药膏和纱布。

之后她先后做过多种工作，家政、门前三包、环卫、医院勤杂工、家庭保洁，只要是凭诚实的劳动挣钱，她什么都做，最多时一天打四、五份工，从早上4：00一直忙到晚上21:30才回家。

难过是因为我们对他关心的不够，没有督促他勤去医院检查安装的起搏器，欣慰的是天主以这种方式接他去了，没有受太大的苦。

为躲避敌人的大扫荡，1943年冬天，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和中共冀热边区特委的机关报《救国报》的编辑部、印报所、收报台和后方医院，从滦河西转移到这一带。电台就设在焦家山的焦如海家。

在代父真诚而恳切的要求下，我给了医院的地址。第二天中午，代父和夫人路文华提着礼品，出现在病房。病房里设有两张床位，为防止影响邻床，拉上蓝色的隔离布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