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用政治标准来规范要求吗？同时，当代中国社会因为缺乏信仰和信仰真空造成的社会道德危机，价值观错乱，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惨痛教训。

萨马兰奇在1977年西班牙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恢复后立即被任命为西班牙驻这两个国家的大使——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在东欧集团当中建立起非常必要的政治人脉。

我们知道，教宗始终主张“政治复兴”，因为它是以寻求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博爱原则的最高形式9。从这个高度出发，教宗指出一切都含有政治性，包括讲道在内。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教授在致辞中谈到，中国已经同几个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人文交流机制，发展中外世界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最后一个问题由象牙海岸一位穆斯林妇女提出，她称在象牙海岸基督信徒与穆斯林一向和谐共处，现在却因政治造成的危机，改变了一切。这位妇女请教宗为她的国家提出建议。

即使在今天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还是看得很清楚，把自己奉献出来，向他人表达爱的行动，不是任何经济、社会或政治方案所能取代的。

即使在今天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还是看得很清楚，把自己奉献出来，向他人表达爱的行动，不是任何经济、社会或政治方案所能取代的。

1985年，卡斯特罗就鸦片论问题表示：我的意见是，从政治观点来说，宗教既不是鸦片，也不是灵丹妙药。

第三阶段发生在1989年地缘政治改变之后，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中国有深入的接触，但是随着一六事件和千禧年封圣，中梵关系停滞，先教宗通过利玛窦400年纪念活动致歉，期望正常化。

一、讲话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政治与社会领域中五大关系的深刻阐述，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也进一步夯实了认识新世纪新阶段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统揽全局